王澍：朴素为家~
先从我的愤青时代说起。那是80 年代末，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很强的批判味儿。我在东南大学上到大二，已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为我已经把那些老师都看明白了。我开始进入自学状态。那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们那个班被戏称为“大师班”，连每次作业不及格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大师的坯子，都坚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师辩论“为什么给我不及格”。当年那种学习状态是，你到夜里12 点还会看到同学捧着一本黑格尔的书坐在楼梯上，一直看到凌晨3 点还不回宿舍。大家都进入了自学状态。这跟“文革”结束不久有关，老师其实能教给你的东西非常有限。适逢新艺术新思潮，每个人都抓住机会用各种方式自学。
1987 年我24 岁，血气方刚目中无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的状态，从各位大师一直批到我的导师为止。大师名字里，当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没有地方给我发表。
当年我们那一代人当中，或许我想问题会更深入一些，更具探索性。很多人在批判，我则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做什么？是不是经过批判，经过这种所谓的革命就真的能诞生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事物？那时我就并不肯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这种对于“建设性”的觉醒，源于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遇到的校长和恩师钱钟韩。那是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人。
整个学校有九个系，刚进校时每个系要派一个学生代表去听校长训话。我很幸运……其实至今也没弄清楚为什么他们选了我作为建筑系的学生代表。
钱钟韩校长是钱钟书先生的堂弟，是那个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欧美游学七八年之久，但没有在任何一所学校读完过，也没有取得任何一所学校的学位，他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各个学校的图书馆里。他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钱氏定理”。用一个定理就变成了一位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学者。他那个年代会出这样的人。他在给我们训话的时候，主要是在教我们如何向教师挑战—“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有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你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在台上下不来的”— 他认为只有进入这种状态的学生才是他认为的好的学生，而不是那种听话的、拿高分的学生。
刚入学就有人来指点你，这是很幸运的事！所以我到后来胆量很大。
记得在大三，我曾向老师提出，画那种彩色的商业效果图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作业都要以它来结束。在我看来它基本上就是骗人的，是纯商业的，是用来博取甲方的喜好。那时商业刚有了点苗头，还没发生，但我意识到这个东西已经是这样一种性质。所以我向老师说我拒绝画这个图。老师当然很愤怒。后来事情闹大，他们说，你们派几个学生代表到教研室来谈判。我带了四个学生去谈判。结果就是，教师们开放了，同意学生可以用任何形式来表达，不再限制你必须要画这样的图。对学生做这样的开放，那可是这个系历史上第一宗案例！是我们通过斗争获得的。还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儿，以至凡有此类事发生，系里一定会将源头归结为我。
硕士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学位委员会最后却没有给我学位。“这个学生太狂了！”之前已经有人给我传话，告诉我若不改论文就没有可能获得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死屋手记”，明显是在影射我们自己建筑系和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的状况，有人说中国建筑学其后20 年发生的事都已提前在你那篇论文里讨论了。我一个字也没改，离开学校前影印了五本放在学校阅览室。后来的很多学生都翻过，但当时我们的老师基本看不懂。
二
十年后的1997 年，我参加东南大学80 周年校庆，当年系里的一位青年老师见到我，说：“你这个人变化很大。你一点儿也不酷啦！”我问，我原来怎样？“ 原来啊，你在‘东南’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你不是 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十年，正是妻子对我的改变，让我变得温润平和了。我写硕士论文时已经与我妻子认识。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又无形，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当年的那种劲儿还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它的外面你能感受到已经很亲和和圆润，不那么危险，不那么生硬了。但它真正的那种力量并没有丧失，反倒多了很湿润、温暖的东西。
这种蜕变你很难自己知道。有一天（2007年），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筑（中国美院象山校区）面前，对我说：“别人不喜欢很难的，因为它有很温暖的东西让你感觉到你会爱上它。”我就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个十年过去。
实际上，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我觉得像是苏醒。可能在我童年，再小一点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接下来你经历社会的巨大的变动，和青年的愤怒阶段，很多新的思想接进来，融合完了你会发生一次蜕变，蜕变之后你还能回到你一开始的那个原点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个原点，它是一种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做象山校园项目的时候，让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经历过的。
比如，我觉得象山校园在很大程度是对我童年的回忆。
我的童年发生在“文革”。时有武斗发生，只好停课闹革命。我随母亲在新疆，母亲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停课整个校园被开垦成了农田。我和那些老师一起变成了农民。白天劳动，晚上农民们会聚一起喝着云南来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我们谈普希金、谈鲁迅，谈很多中国的外国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的时候，你能清楚看到当年那个运动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很多人回忆那个年代就很愤怒很伤感不是吗？因为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当时间过去，有一些其他东西会被你看到，我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孩，在一个小孩眼里，我看到了我该看到的东西。
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土地，土地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种植与收获，我都有极大的兴趣参与。我在七岁时已经为家里挑水。新疆的水桶是最大号的，洋铁皮的，从我们家到水井有400 米路程，第一次挑我只能挑半桶，因为容易洒出来。慢慢的越来越有技巧。夜里去挑的时候，也一个人在水井上摇橹橹；冬天摇橹橹，脱掉手套，一贴上去那个铁橹橹会把手上的皮粘到手柄上，皮掉下来就会剧痛。但你仍然每天在做这件事。想想我是一个蛮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会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磨炼。重复，重复，重复。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很累的活儿，不想干”之类的话。我喜欢挑水，而且我能体会到挑水过程中的那种快乐。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大概由于我看书很早，挑水的路上我就会想书上的内容。“文革”期间大家都看不到书，而我太幸运了，母亲被临时调到自治州做图书馆管理员，我可以进入书库看所有被查封的书。七到十岁的年月里，我就是这么乱看书度过的。包括大部分外国文学的翻译本和中国的古书（繁体版）。
我爱干活儿，估计还有一部分是源于天性。七岁以前，我跟姥爷在北京生活。他瘫痪在床上，身上会起皮疹，每天我都要做我姥姥的帮手，用很粗的盐，蘸点唾沫，用手给他全身抹盐。旁边的一些家里亲戚，偶尔说起过去的事，告诉我这个躺上床上的姥爷原来是干什么的。解放后他就被定级为八级木匠，那是工人的最高级别。后来公私合营后失业，不得不靠给北京人艺做布景，赚俩小钱。1960 年的某天，干活儿时出了大汗，中午他躺在四合院的中堂里睡了一觉，给风吹了，就全身瘫痪。瘫痪后全家人把他照顾得特别好，他在床上躺了16 年后去世。我也曾经算是看护过他。如果讲支持的力量的话，他这儿，像种子一样，会埋藏在小孩儿的心里，待到合适的某一天它会发芽。就像我现在为什么要求一年级的学生必须要全部学木工？它已经在我主持的学院里发芽了。
三
我一向认为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学了做建筑这一行，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我看问题的视野就不太一样。
十岁后我迁到西安上学。开始没有校舍，全在帐篷里上课。后来一边用着临时借的校舍，一边建新校舍。新校舍是用工地的那种竹篷的方式搭的。我后来在这种竹篷学校上了两年。帐篷学校和竹篷学校的经历，让你知道学校原来还可以这样。
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毕业我都是班长。从来不打架，但是谁也不敢打我。基本评语是特别内向。这个班长也不管事儿，只是让大家看着他是每天最早到学校打扫卫生，冬天会早上6 点半到教室烧火点煤炉的那个人。全班的黑板报我一个人出，每一期我都会办得让全校震惊，因为每一期都很不一样。这可能缘于我在新疆的生活环境。我的父亲和他朋友们在一个很棒的剧团里，都是演员。他们谈的是艺术和文学。我从那时就意识到什么叫创作……这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你知道什么叫文采飞扬，什么是文气。我那种文人的孤傲是早年就养成了。
认识妻子以后，抹平了大半。事实她对我最大的影响，更是关乎心性的修养。比如这种—整天不干什么，人的心灵还很充满。
我晒太阳，看远山，好像想点什么，好像没想什么。我能这样度过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变成很嫩的绿色，心里一痒。当我用一种缓慢的、松弛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来看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但我逐渐学会了。无所事事时，突然间脑子里有东西闪过，站起来，一提手，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憋着想，这样还是那样。
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时间，我都是这样度过。说起来，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资在养我，我打零工，偶尔挣一笔。她属于天然而然的人，工作对她来说意义不大，挣个工资嘛，她只是对她感兴趣的小事情感兴趣，比如去西湖边闲荡，去哪个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场或者百货商场，又或者去哪里看个朋友。问题是，我逐渐地能适应到这样一个状态。
这种感受是来自心性的。关键这个心性自然了，滋养了，你就朦朦胧胧胧发现，你想做的建筑，要传达那种文化里最好的状态和精神，你用一种很急的心态是做不出来的，用简单的摹仿也没有意义。首先一个人的心性变化，看待人、自然，你真正的眼光发生了很敏感和很细腻的变化；你看进去了，又看出来了。你看下雨，看很长时间，雨怎么下，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里去，它最后向哪个方向走。你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你就会想，有没可能做一个这样的建筑，让大家清楚看到，雨是从那儿下来的，落到那儿之后流到了那儿，从那儿又流到了什么地方，每个转折、变化都会让人心动。
这不是靠看书的。在这个阶段，我看中国的书越来越多，但基本上我没有看过任何和建筑有关的书。这个阶段我称之为忘却。经过这七年，我发现了内心里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哪一种。
我想讨论一个和生活最有关系的建筑：中国园林。白居易有三间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篱简单围一下，这中间就发生了变化。它一定是有什么在里面。所以从那儿开始，可能从那儿开始，我任何一个建筑都是园林。不管表面上像园林的还是外表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是，它已经用各种形态进入到我的建筑了。
这个七年结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时间在我们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造了一个园林。我做了一个亭子，一张巨大的桌子，还做了一个炕。还做了八个小的建筑，作为我送给妻子的礼物。是八盏灯，我亲手设计的，每一盏灯都挂在墙上。这个房子，如果说小的话，小到可以塞下八个建筑，它有多小呢？
在这些年里，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开始对材料、施工、做法，变得非常熟悉。我亲眼看到每一颗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每一块木头是怎么制作成型的……彻底搞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我做后面的每一个建筑，可说是在对这件事极为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纯真的、不断在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这样一种生活和艺术，我常自省—到现在我们都这么认为，还有些东西没有达到，还有些状态没有实现，都是和自己的修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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