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脚下的公社
来源：《美文（上半月）》 2007年06期 作者：方柏令“长城脚下的公社”是个耐人寻味的名字。
在清华大学短训班学习期间，当得知要去那里参观，我第一个反应是问带队的老师公社叫什么名字。老师告诉我，就叫长城脚下的公社。我追问：“没有其它名字了吗？”老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很干脆地说：“没有。”这回轮到我惊讶了，多了“脚下”两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公社所在的位置。中国人起名向来讲究，或紧跟形势，或取个吉利，或以人物地理的名称命名，似这等全然不顾常理、毫无规矩却绝无仅有，生似一个大大咧咧的人穿衣服，拿起来就往身上套。但恰恰是这个不修边幅的名字，却挑逗起了我的好奇。
吸引我的还有“公社”这个曾像一阵狂风刮过中国大地的名字。这个充满着狂热和幻想的年代，只有短短三十年的生命，如同浩瀚的历史星空中的一颗流星，但留给经历过公社的人们的回忆却是悠长深刻的。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公社，记忆中是夕阳下整齐划一的收工队伍，评工分时面红耳赤的争论，临近年关时父辈愁苦的脸容，还有治保主任破锣似的大噪门吼出的那一声“开社员大会了”。再往上溯，出生在五十年代的人，挂在嘴边的是吃食堂的情景，是“鼓足干劲抓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是无奈地把食堂的大铁锅砸了炼钢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政社分设给公社划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这个名字已渐渐地变得遥远了。如今，天子脚下突然冒出了一个公社，就像面前忽然间钻出了久别的儿时伙伴，不禁使我精神大振，怀旧感顿如潮涌。旅途中，我的思维几乎被“长城脚下的公社”禁锢了，满脑子都是破旧的屋舍、红色的标语、身上沾满泥巴的孩子和荷锄头牵牛的农民。
车出居庸关，再从水关折回长城内，沿着谷底的公路驶向山的深处，一路空寂无人，只有几处寥落的旧屋，时常可见长尾巴的花喜鹊从树枝草丛中“扑腾腾”地惊起。北京的初秋，山色被绿树青草装点得郁郁葱葱，似南方的山一般钟毓灵秀，偶尔见到数处裸露的岩石，才能感受到北方大山的雄浑苍朗。我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中被整整关了三天，索然无味地吞咽着学究先生们枯燥无味的教诲，现在置身于清寂秀丽的山色绿荫中，心中的烦闷顿时被释放得干干净净。驶了约有十多分钟便是路的尽头，迎面是正在施工的工地，左侧有一座包着铁皮和木板的大屋，铁皮锈迹斑斑，仿佛年代已十分久远。我举目寻找记忆中的公社，四周却只有青山绿树，唯一与公社吻合的是迎接我们的两位女孩，一身黑衣黑裤，肤色黝黑，胸前佩带着红五星，颇有人民公社女社员的味道。再问带队老师。老师再一次像看外星人似的打量着我，重重地说：“这是一别墅区。”
长城脚下的公社是一个别墅区。我的心里顿时闪过一丝淡淡的失落，甚至有被戏弄的感觉。但这种心情稍纵即逝，旋即被精美独特的建筑风格带来的愉悦所驱散。这里的每幢建筑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与四围山色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室内布局别出心裁，充盈着广袤的想象空间。
为什么要叫“公社”？为什么在深僻的山坳里建这样高档的别墅群？什么人策划的……我的心里不由自主地转出了一系列问题，我开始思考。
思考的起点是从一个叫SOHO的泊来名字开始的。读懂这个别墅区，首先必须解读SOHO。这是一个从太平洋对岸飘洋过海来的概念，它与“公社”有截然不同的内涵。
公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禁锢人们的言行自由，各种各样的帽子满天飞舞。可能如今的新新人类们偶尔听到“帽子”这个名词会感到有趣，但曾经带过“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却是绝对笑不出来的。
SOHO最早是指美国纽约休斯顿南街区域，逐渐演变成一个集居住、商业、艺术为一体的社区。后来，SOHO的概念被借用到居家办公，成为当今社会一种新的工作方式。现在的它，代表着一种自由的生存状态，形成了工作、生活、享乐之间一种边界模糊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的前提是拥有可自由支配时间的职业，而依托却是集工作、生活、享乐于一体的建筑空间。我在长城脚下的公社阅读了一本《SOHO小报》，全是关于SOHO话题的征文。封面上有一句妙趣横生的话“懒洋洋的疾走”，这毫无疑问是对SOHO最生动形象的注释。
用SOHO来考察别墅区的构思，静静地镶嵌在山谷深处的建筑要素顿时变成了动态跳跃的语言。SOHO从设计开始，建筑师的智慧和理念几乎毫无限制地挥洒开来，投资能力、建筑体形、空间布置、材料选用等完全由建筑师自主决定，如果说还有限制，唯一的制约是环境，而建筑与环境的协调恰恰也是高明的建筑师追求的最高目标。一期十二幢别墅由来自亚洲的十二位著名建筑师分别设计，据说这十二位不同状态的人来到长城脚下，“一律的黑衣黑裤黑包大头鞋，每人都有每人的个性”。十二幢风格截然不同的建筑被摆放在一个别墅区内，它们分别占据着适合自己的位置，拥有着充裕的自由空间，相互间又有分割不断的联系，在绿荫丛中像十二件精美的雕塑，装点着幽静的山谷，又像一组各司其职的音符，在融洽的大环境指挥下，弹奏着优美流畅的乐章。这是一种超越常规的创举，对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将十二位性格迥异的人成功地组合成和谐的整体。
别墅的室内设计更是一绝，令我眼界大开。舒适、合理、明净等词语已难以描述它对我的感染力，我品味许久，才想到一个比较贴切的词：流畅。简直行云流水般使人心悦神驰。如日本人隈研吾设计的竹屋，室内空间几乎完全敞开，房间之间畅通无阻，通过过道、楼梯巧妙地形成了各个功能区。这样的空间奏响的无疑是自由和信任的旋律。
我没有必要更加详细地描述这个别墅区，建筑是一种身心的、美学的、情感的体验，任何语言文字的描述都是苍白的、徒劳的。建筑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观念。优秀的建筑本来就是出类拔瘁的观念，于是便有了张永和的“大雨伞”，坂茂的“家具屋”，张智强的“手提箱”，隈研吾的“低精度”……“长城脚下的公社”更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它的开发取向——SOHO。
别墅区恰到好处地阐释了SOHO，但SOHO却似乎无法与公社扯上边，这不能不让我想到“炒作概念”的商业行为。
下车时看到的铁皮屋是社区的公共活动场所，也称会馆。室内装饰大量使用了木板和锈迹斑斑的旧铁皮，粗犷狂放的风格充满了原始的野趣。我放弃建筑设计多年，只能凭直觉猜测是北欧山村的风格。同行的一位房地产老总证实了我的猜想。他告诉我，北欧的工厂就是这种风格的建筑，二战时企业纷纷关闭，被改成了别墅。铁皮屋很大，有足够的空间设置适合SOHO们生活享乐的设施。二楼的露天阳台布置成室外餐厅，足能容下百人。阳台正对入山的岙口，视野开阔，望去青山叠翠，薄雾飘渺。清凉的山风徐徐吹来，令人心旷神怡。
中饭后，我和几位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在阳台上小憩，谈到公社的开发理念，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炒作概念”。无疑，这是一次十分高明的炒作。
策划者是中国商界一对非常成功的夫妇。丈夫潘石屹以商业上“闭着眼睛去闻”的睿智，成为商界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妻子张欣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具有出类拔粹的资本运作能力。夫妻俩配合默契，如鱼得水，潘石屹描述这种关系是：“就像过去耍猴的，先要有人敲锣，我就是那敲锣的。然后有人出来耍猴，这就是张欣，再出来拿着帽子收钱的又是我。”
用耍猴来比喻经商真是妙趣横生。长城脚下的这块地皮本是压在潘石屹一个朋友手里的项目，眼看开发前景黯淡，便转给了潘石屹。商人的高明与否在这种地方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潘石屹夫妇把“猴子”耍得精彩纷呈。
耍猴的当然是张欣。她炒作的首先是建筑理念。她不是建筑师，却对空间有一种天生的感觉。她的感觉转换成的建筑理念，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绝对不能就建筑讲建筑，如果不把建筑放在中国的社会现状上讲，建筑这个题目本身是太窄了，而且我们从中国来，我们也讲前卫讲建筑有点像鹦鹉学舌，意义不大……别人对中国的建筑有这样或那样的印象，我们就是要打破这种印象，才能有意外的惊喜。”
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前卫建筑，与中国的传统建筑不尽相同。张欣的话边界很模糊，我充其量只能用不尽相同来理解“打破”，这与其说是一种理念，还不如说是一种炒作。这种观念在建筑界毫无新意可言，但在媒体上看到宣传的人大多不是建筑师；从已落成的建筑看，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把它与中国的传统建筑沾上边是张欣的聪明，因为销售对象的指向是中国的富豪，这批人的年龄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中既有超前的意识，也有传统的乡土气息。而张欣对建筑师和建筑作品的选择，无疑是大手笔，能给人以启迪。
炒作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院或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在房地产行业是惯用的手法，但张欣炒作的是一群著名的建筑师。她认为，创造力是最高资源，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是源源不断的，但一个个体的创造力是有限的，关键是怎么把这种个体创造力变成群体创造力。她花了大本钱，把十二个亚洲顶尖的建筑师集聚在一起，当十二个个体的创造力被新的空间与角度重新调动之时，他们也就在长城脚下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张欣仍觉得意犹未尽，她要把这些建筑制成绝版，为它们申请了专利。专利钱似乎花得很冤枉，再蹩脚的建筑师也不会原封不动地抄袭别人的东西；文化财产又是公共的，《专利法》根本无法制止中国出现十二幢相似的建筑。但对张欣来说，这笔钱花得值得，就像贫困的姑娘嫁了一位老板，身价涨了何止百倍。
手笔更大的炒作是参展威尼斯双年展，其中可以看出这对夫妇异与常人的胆魄和眼光。张欣成了威尼斯双年展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个人奖的非建筑师。据说潘屹石在获得这个喜讯后，用他的手机一口气向世界各地发了几千条短讯。
销售上的欲擒故纵，是商业惯用的手法，也是锦上添花的一笔。张欣夫妇在房子建成后，突然宣布不卖了，把房子组合成了一个酒店。说是要让它在展示建筑形象的同时，让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种非常明显的炒作，我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思考。至少酒店的生意怕是连日常的开支也难以维持的。
建筑理念、建筑师、专利、双年展、酒店和SOHO，所有的炒作，最后归结成“长城脚下的公社”这个神秘奇妙的概念。别墅区原称“建筑师的走廊”，竣工后才改成“长城脚下的公社”。我不能不赞叹潘石屹夫妇高超的心智。原始的氏族公社，近代的巴黎公社，中国的人民公社，是一种怀旧，是一种憧憬，也是一种好奇。“这个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特定意识形态名词被使用后，非常明确在把一种关于建筑展示的艺术形态提升成社会结构形态，还产生着幽默效应”。张欣把公社解释成一种崭新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一定会引发巨大的生产力。”她指的当然是建筑艺术，我的理解却是丰厚的商业利润。也许用商业炒作来看待张欣所作的一切，是对建筑艺术的亵渎，但又有哪一种高雅的艺术离得开商业的推动？
张欣的猴戏耍完了，接下来该是潘石屹拿着帽子出来收钱了。别墅肯定是要卖掉的，商人作为一种职业，其职责就是赚钱。有没有赚到钱是衡量地产开发商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张欣与潘石屹是建筑艺术的推动者，但他们首先是商人，懂得怎样用商业手段来推动建筑艺术，又通过推动建筑艺术成为成功的开发商。
用世界的传统文化心理来看待艺术和商业，艺术是高雅的，金钱是庸俗的，人们尊重艺术家，鄙视商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艺术价值唯一的表现形式——价格。任何一件艺术品，只有金钱才能衡量出它的价值，也只有商业行为才能实现它的价值。画需要有人出钱来买，音乐需要有人出钱来听，电影需要有人出钱来看，否则，艺术就毫无意义可言，艺术家就得饿肚子。
威尼斯的双年展上曾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策展人把张欣的五个版块都卸了下来，理由是他们不喜欢张欣提出来的“收藏建筑艺术——长城脚下的公社”，他们“不要任何商业元素”。张欣说：“他们没有理解我们，如果我们展示的仅仅是这十二个建筑师的作品，这个画面就太小了。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一个房地产开发的商业项目，一个发展商又是参展人，又是一个建筑艺术的推动者。”张欣说得很坦率：“商业是建筑艺术最有效的推动手段。再好的作品只有变成商业产品时才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如果他要把一生的积蓄用来买房子，就会关心别人怎样谈房子，会关注到建筑，关注到房子和建筑的关系。这样，建筑艺术就和他发生了亲密的关系。如果高雅的艺术不能摸、不能用、不能拥有，人们只能附庸风雅地去看看展览，艺术也就谈不上她的社会性了。”
高雅的艺术家离不开庸俗的商人。在商品社会，艺术最终的也是唯一的归结是商品化。我向来看不惯故作清高、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这种人其实与商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炒作的标点不同而已：商人炒作的是商品，他们炒作的是本人。但是，人又何尝不是商品？
“长城脚下的公社”这个被炒得光彩夺目的建筑艺术品，唯一的出路是变成商品房，这也是张欣花大力气、下大本钱炒作的目的。建筑本身没有多少成本，大量的钱被花在了宣传炒作上。商业付出是为了获得回报，也可以说成是为了再去推动建筑艺术。我相信，出售公社已为时不会太远，否则，高潮过后，人家也来搞这么几个别墅区，张欣和潘石屹的一片苦心就将付诸东流了。
SOHO们在等待。该潘石屹捧着铜锣闪亮登场了。
我也在等待。虽然我再干两辈子也买不起这样的建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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