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教，父子：张永和与张开济
来源: 北京晚报 发表时间：2012-07-21 作者是张开济先生二儿子，著名建筑师张永和我和哥哥张保和都是放养长大的。小时候，我不记得父母过问过我的学习，检查作业更是绝对没有的事。小学有一次我算术没考好，回家情绪沮丧，父母之一（是父还是母已不记得）注意到便过来关心，一问是算术没考好，就松了一口气说：嗨，以为什么事儿，还值得垂头丧气的！
无论什么事，父母都和我们商量。母亲想让兄弟俩学小提琴，便征求我们意见，我和哥哥都回答：不想。于是就搁浅了。其实当时母亲连老师都找好了作曲家张定和。这件事后来我们都有点儿后悔，父母倒无所谓:谁让你们那会儿不想学！日常的事儿更是由我们自己做主。有时感冒，上午没去上学，下午感觉好了，又想去游泳，我妈就会问：你自己觉得行不行？行就去，不行别勉强！父母的开明给了我和哥哥一个玩的童年，一个野的童年。夏天游泳，我们不爱去游泳池，爱去天然水域，如玉渊潭八一湖、紫竹院、颐和园、京密运河。当时为了能随时游泳，里面都穿一条深蓝色的运动短裤，少先队倡导的“时刻准备着”在这儿做到了（好日子随着1966年的到来告一段落。1969年哥哥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平日里父亲挺注意培养我们的兴趣。他常带我们到当时位于王府井帅府园的中国美术老馆看展览，这对哥哥也许影响不大，但我却因此爱上了美术。后来才知道那个美术馆的建筑是我爸设计的。他还曾带我去看了当时沙滩新中国美术馆的开幕展。我至今记得其中一幅画作，实际上是一张设计图，是我的表姨孙竦为电影《祝福》的布景画的一个雪夜门楼场景，朦胧中感觉到设计工作的奇妙。那会儿父亲还给我们订了不少画报，除了《小朋友》是中国的，其他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我最喜欢《小狗毕夫》，是属于法共的《人道报》办的，不懂法文也看得懂。爸爸喜欢逛旧货店，从常去的东单三洋委托行淘来一套小火车玩具，带着我们玩，哥哥尤其喜欢。哥哥是搭铁积木（主要是搭车辆机械之类）的高手。他本来更适合学工程学科；但由于“文革”，他几乎完全没读中学，无法报考理工科，便在友人杜亚峰的建议下学了经济，研究生读了金融。
父亲有时也给我开小灶。他从顾鹏程先生那里借来一本西洋美术史画册，把一幅幅画后面的故事讲给我听。记得到了印象派他就卡壳儿了，对梵高的自画像大惑不解。我最喜欢看父亲画画，看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景物从他手下魔术般地变出来，感觉神极了。我家中现在摆放着一个英国铅兵玩具，是我第一次去伦敦时买的，因小时候见父亲画过。我自己也喜欢画画儿、搭积木（一般的玩法是搭建筑立面，但我爱盖立体的房子）。他鼓励我发展这些爱好，但随我去，并不指点。小时候我还在吉祥戏院看了不少京剧。带我长大的老阿姨喜欢，去戏院的路上总是让我骑在她肩上。渐渐地京剧成为我的兴趣，在家常常比比画画地“演戏”，特想要一个作道具用的特殊马鞭，父母就带我去王府井一家专卖戏剧服装道具的商店买了一个。售货员很困惑，这家人不想让孩子学戏而是买道具给孩子玩。所以说，父母有时也很惯我们，不过满足我们要求时，多少还是与培养我们的爱好有些关系。
“文革”时，有时气氛稍有宽松，父亲就想到让我们兄弟学点儿国学，读古文，临字帖。父亲请好友刘大中先生教我们。刘叔叔我们很熟悉，他的儿子刘正更是我们的伙伴，我们没有抵制，但也没好好学。刘叔叔是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的孙子，虽家学深厚，但也无奈我们两个顽童。现在想来，真是愧对他的一番苦心。不过也幸亏那时补了点儿课，否则我们对国学将是不堪设想的无知。
父亲唯一对我们兄弟明确的要求是学英文。这件事儿绝没商量。尽管父亲英文非常好，他还是给我们请了老师。开始是一对周姓归国华侨夫妇，他们没孩子，既教我们英文又和我们一起玩儿。不过玩的方面似乎更成功些，打桥牌，做毛主席像章，和周妈妈的妹妹的孩子们及其他亲戚都打成一片。至于学英文的情况，用周妈妈的话来概括就是：我好像在赶两头牛上树！可惜“文革”中夫妇俩为维护尊严自杀了。以后父母又请了别的老师，是一个远房表姨夫和他女儿汪华表姐。当老师断顿儿时，我爸爸只好自己上。因为是在“文革”期间，怕被邻居看到，英语课本外面都包了书皮儿，并写上其他书名。如此这般，尽管我没有语言天赋，也不用功，多年下来，还是磨出来了很好的基础。哥哥在内蒙古，就没这样的条件，要等回京后才能恢复英语的学习了。
1977年高考恢复，由于周围的朋友都准备参加，我们哥儿俩也不能例外。哥哥从内蒙古军垦回来不久，本来想补习一年再考，但在父母的督促下，决定不再拖延。父母比较替哥哥担心，因为他没上过中学，不像我还上过两年高中。至于我，父母两人都表现出不着急。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父亲对我考上大学绝对有信心，而我母亲对我则完全没信心。我当时在北京稀土研究所已有一份学徒工作，妈妈觉得也还过得去。由于没压力，我考前还借出差出去游玩，功课都是在火车上温习的。一天，我妈妈在街上遇到一个我们的朋友对她讲：伯母，都什么时候了，还让弟弟（我的小名）在外面乱跑？她才意识到有点儿不对劲儿。然而到了选专业的时候，我却遇到了难题：我想学油画，但画得太差，考美院无望。数理化又不行，学不了理工科。正为难，父亲发了话：也许你应该考虑学我这行，既不要画得太好，数理化也不用怎么样。我当时也曾想过学习装潢设计，但竞争太激烈，我的绘画能力，工艺美院也休想进去。于是父亲又说：如果你想搞设计，设计建筑多好，比糖纸、火柴盒大多了！于是我听从父亲建议报考了南京工学院的建筑系（原中央大学，我父亲的母校；现东南大学）并幸运地被录取了。在南工求学期间，父亲曾两度在假期间考我：一次他构出一个房子，让我画立面上的阴影，我没画错；又一次他问我一块砖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尺寸？我猜着答：跟人手的大小有关系。工人可以一只手拿砖另一只手拿瓦刀。我运气不错，猜对了。
记得早在“文革”时，父亲有一天就曾冷不丁地问我：如果有机会去国外留学，你敢不敢去？我的第一反应是父亲疯了。再一想即使有机会，一个人去国外也真够可怕的，我那会儿还从来没离开过家。当然，后来发现父亲其实非常清醒：他坚信中国一定会开放，所以才坚持让我们学英文。当然也和他自己错过了留学机遇不无关系。哥哥和我先后在1980年和1981年去美国读书，成了“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正如父亲所计划的那样。
不知从何时起，父亲对我有了一个很高的事业期望。他那时去美国访问，在哈佛见了当时建筑系系主任、贝聿铭事务所的合伙人亨利考伯，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居然冒出一句：以后我也要当哈佛系主任。父亲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我自以为口出狂言，赶忙为这没边儿的野心道歉。不想我父亲却说：当个系主任算什么，你的野心太小了！要做就做个好建筑师！前些年，我担任了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系主任。不过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训导，当了一届就辞职了，至今仍在为做一个好建筑师而努力。
我父亲家教最成功的地方也恰恰是最失败的。他和母亲教会了我们独立思考，我们不听话了。我后来回国从事建筑实践，有一段时间常与父亲因建筑观点不同发生争执。一晚停电，父亲在黑暗中对我说：我对你彻底失望了。不记得当时我说什么了，最可能是什么都没说。多年后的今天，我反而感谢父亲的这句话，因为一方面他这句话给我减少了压力，另一方面这句话至今仍在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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