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空间文化批评：人民建筑、个人建筑、社区建筑
人民建筑、个人建筑、社区建筑《人民的建筑：谢英俊建筑师巡回展》2011年3月25日北京论坛“建筑中的社会文化意涵”发言摘要
广义地说，我们作为社会、文化的人，所从事的任何活动和制作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社会文化意涵”的。 “建筑的社会文化意涵”，此话题之所以特别重要，是源于建筑的独特属性：它的修建消耗巨大的自然、社会和人力资源，它在物质意义上为人们提供生存庇护所和活动平台，它又是特定文化状况的一种反映或表现。
本次谢英俊回顾展题为“人民建筑”，其策展序言聊聊数语，视野却非常宏大。策展人史建的首要意图在于把谢英俊的当下实践放在现代建筑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如果说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建筑运动，“其理想是把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与人民生活结合起来”，那么谢英俊今天的实践对这个传统有哪些延续和更新？沿着这思路，我们可以展开很多话题，如现代建筑与工业、建造、用户、场所、地域传统之间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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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其中一个方面尤其感兴趣：中国语境。实际上，当我最初看到“人民建筑”标题时，第一反应不是包豪斯，而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我相信，在座的在中国社会生长的，35岁以上的人，一看到“人民”这词，心里都会“一激棱”。因为我们从小就接触人民公园、人民大道、人民广场、人民大会堂等空间环境，耳边充斥“我代表人民，来看望你了”或“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之类话语。我们现代汉语中的“人民”，实际上与英文的People和德文的volk，涵义不尽相同。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史建在把大家的注意力向包豪斯现代传统那里引导的同时，还在利用“人民”这个政治色彩特别浓厚的词，尝试与中国当代社会语境展开对话。那我想进一步问，在20世纪中国，“人民”曾是什么涵义，今天又是什么涵义？中国建筑相应有哪些表现？而今天谢英俊的实践又为我们带来哪些新的理解？
1958年，大跃进期间，中国穷一国之力，在北京修建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该工程目的在于 “反映建国十年来的工农业生产和各个方面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建筑是一个国家、民族、“全体”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象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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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四川建筑师刘家琨自己捐资、设计修建了一个小纪念馆，用来纪念一个在512地震中死去的初中学生胡慧姗。刘家琨说：“这个纪念馆，是为一个普通的女孩，也是为所有的普通生命——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建筑是呵护个人生活的庇护所和弘扬个人生命价值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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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段话，间隔半世纪，体现了“人民”定义的深刻变化：从一个集体、抽象、政治性、道义上的大词“人民”中，开始分解出很多个体、具体、公民法权意义上的“个人”。胡慧姗纪念馆，恐怕是以最强有力的语言弘扬了这种变化，但它并不是建筑孤例。我们可以宽泛地说，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个人独立建筑设计事务所以及私人开发商和业主的涌现，一些明星建筑师、明星开发商、明星项目（尤其是那些意在彰显个体用户“个性”的楼盘如别墅）的出现，都多多少少在空间文化上推动了“个人建筑”的发展，只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个人”往往是比较“优越”的个人，而不是胡慧姗式的“普通生命”而已。简言之，我们不妨这样概括当代中国建筑的状况：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权、民族集体表达的建筑仍在盛行(奥运、世博等)，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表达的建筑也在积极涌现——一个“人民”和“个人”建筑并存的局面。
这里一个新的社会危机，连带空间危机，凸显了：在抽象的，几乎被架空了的“人民”和无数零散的、孤立的“个人”之间，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清晰可辨的中间层次。而这正是公民社会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单个单个零散孤立的公民，如何能进一步形成一个个团体，以此为单位，来更有效地履行公民义务和争取公民权利？在“人民”和“个人”之间，我们能不能发展出一个中间概念——“社区”概念，来一方面把“人民”具体化，另一方面把“个人”们团结起来？在空间上，规划、设计和建造，能不能推动“社区”的发展？
在官方行政体系中，我们还留存有 “单位”或“居委会”，但那是正统的自上而下社会控制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在乡村和城市旧区，我们还有很多靠传统社会纽带维系的社区，但它们大多在迅速衰落，并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被拆解的危险。在城市开发中，我们有较近出现的“居住小区”，但那更多的是硬件意义上集中，而不是社会性的集合。当然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乐观地说，如今借助网络、传媒平台，大家对公民权利的积极讨论，以及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正使得“社区”的概念呼之欲出。但对我们建筑行业而言，遗憾的是，“社区”在中国的发展，尚没有在实体空间维度上得到支持。正是在这问题上，我认为谢英俊（也包括其他台湾同行）的工作，为我们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实践模式——“社区建筑实践”，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
1） 用户本身的社会纽带
谢英俊团队的建筑用户往往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成熟“社区”，他们之间靠各种社会纽带相联，如族裔、地域、信仰和文化传统等。谢的介入，是帮助他们通过建造，强化和改善既有的社区。相形之下，中国建筑师的末端用户往往是在剧烈城市拆迁重建过程中，被打散后再重新组合的原子化的家庭单元，而很少再有任何成型的社区。（或许西安鼓楼回民区洒金桥-大麦市街和新疆喀什老区的改建，可算特例：原住民靠强烈的族裔和宗教纽带，争取到就地安置，从而得以继续维持原有社区）。
2） 建筑师与用户的交流界面
谢英俊团队在设计建造全过程能直接和建筑的用户交流。而在大陆，或在通常的房地产开发中，建筑师即使动辄设计十几万平米的小区，影响数以万计居民的生活，实际上是依循开发商对市场的定位，而无缘与用户见一面，更无从谈起“用户参与式设计”。
3） 建筑师的专业和社会双重整合的角色
谢英俊的团队工作贯通社区策划、规划、设计、建造各环节，在每一环节上又都能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和吸收多方人士参与，因而其建设过程不光是硬件上的建造过程，也是软件上的加强社区凝聚力的过程。他所扮演的master builder的角色是兼具专业和社会角色与一身的。相形之下，通常的建筑过程是以基于专业分工的持续分解过程，设计、建造、使用，一系列环节线性传递下去，建筑师虽号称“龙头专业”，起到一定环节的专业监督作用，但根本无法起到全方位整合社会力量和关系的作用。
4） “人民建筑”的现代传统再定位
谢英俊的启发在于，建筑师如仅仅满足形式游戏，其实践的空间恐怕会越来越狭窄，其社会干预力量会越来越微不足道。回到策展序言提出的问题，谢英俊今天的实践，促使我们在多方面为 “人民建筑”——这个现代建筑运动的理想再定位，包括建筑师的教育、建筑师对相关产业的介入、建筑师扮演的多重角色，以及建筑师与社会状况的互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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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呼吁
谢英俊长达十一年的建筑实践，无疑构成当代建筑的一个宝贵资源。本次“人民的建筑”展览非常敏锐、及时地对这资源做了初步梳理工作，意义重大。我呼吁在这基础上，能有一批建筑师和学者们更进一步，做一些实证研究，更具体、深入地读解谢英俊的工作。我感觉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些关心谢英俊的读者们，甚至包括谢英俊本人在讲话时，大多在较抽象的层次上谈论他的工作。我们赞赏他的实践哲学、价值观、工作态度、服务对象、总体策略和积极的社会效应，但我们不能仅此而已。我们需要整理出更系统、翔实的资料，对谢英俊众多案例的开发、设计、修建、使用等各方面进行切实调查、分析，既整理出一套专业、技术性资料，也总结出谢英俊团队在社会组织、动员方面的经验。既要有他在十几年不懈探索、实验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也要包括他的挫折、教训和与现实各层面交接时遇到的冲突矛盾。现在中国建筑学院中有这么多博士生要写论文，这么多建筑师、学者要做科研、出书，但愿其中会有一批人投入到这项极有价值的研究中！
本文发表在《城市 空间 设计》杂志2011年第3期
史建主持的建筑批评专栏“新观察”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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