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非主流”建筑师
在中国建筑界，张永和的名字代表一种荣誉。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学习建筑的留学生，2005年9月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是华裔人士第一次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2010年，他作为“国家形象人物”，亮相国家宣传片。除此之外，这个名字也代表着一种趣味。他热爱侦探小说，热爱自行车，钟爱的那辆“正着骑倒着走”的自行车丢了，能让他气愤良久。他还想去幼儿园教书，也许不用说什么，小朋友看到他那张正圆的、常有微笑的脸，也会有种天然的亲和力。去年，他自称“没设计”的男装入驻洪晃的“薄荷·糯米·葱”原创设计概念店，卖得很好，有被卖断货的纪录；他也设计家具、瓷器和首饰，被各界目光追慕。55岁了，他还是个“非主流”的人，身上有天真之气。即便站在话语权的中心，他依然认同村上春树的那句话：“在一堵坚硬的墙和一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站在鸡蛋那边。”动荡中的好日子
1956年，我出生在北京。爷爷对给孙子起名特别认真，我哥哥出生时，他定下大名“张保和”，意在保卫和平；三年后我出生，他却想不出名字来，所以好多年我都叫“张小二”。等爷爷终于给我起了个大名，大家一看别提多失望了，编了这么多年，编出个“张永和”，后来常被人问是否跟豆浆有关。
我父亲张开济是老一辈建筑师，北京天文馆、天安门观礼台、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等都出自他的设计。我小时候，他总喜欢带我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长大了，我才领悟到那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但父亲从未限定过我的职业，除了必须学外语、实现他未竞的出国梦，其余他都不管。我喜欢画画，父亲就找了他的朋友、当时中国工艺美院院长张仃来看我的画，张仃对我的评价是“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就画得如此匠气”，当日父亲还不服。过了若干年，发现的确如此，但匠气的人特别适合学建筑。几年前我去看张仃老师，请他给我题了三个字：“太匠气”。他早已经不记得这事了，说“你要这个干吗？”我说就这个吧，合适。
那时的北京城，静静的胡同里，都是灰房子绿树，周边则有山有水。我们一群孩子都穿深蓝色的运动裤当衬裤，跑到山里玩，看到水，外面的裤子一脱就跳下去游泳，往回走时衬裤慢慢干了，套上外裤再进家门。我常去颐和园玩，两次从船上掉进湖里，其中一次恰好是冬天，掉进冰窟窿里，被朋友拉上来，上岸烤了一会儿没烤干，天色晚了又要回家，只好穿着湿裤子往回走，结果裤子冻上了，腿都没法打弯儿。光看现在的我，你想像不到我曾经那么淘。那时还常跟哥哥背着铺盖卷儿就出发了，晚上住在破庙里，生个火煮点东西吃，或者在老乡家里借宿。北京的山，包括河北境内最高的东灵山，我们都爬得差不离了。即使不出门，下围棋、打桥牌，一天也能随便打发过去。
22岁上大学之前，我过的都是这样的好日子。那个时候恰值动乱十年，如今想来，那十年对我非常重要，没有严苛的家庭教育，却赶上了时事变幻，林彪出事，孔子被打倒，被灌输的思维被打破，让我再也无法建立起“权威”的概念。
1977年恢复高考，我画得不好，不可能考上美院，数理化也很差，父亲说，你考虑一下建筑这行。我考上了南京工学院，读建筑系。三年后，我到了美国留学，与同时代人相比，我较早地接触到另一种文化，这算不算幸运？难说。能否成为好的建筑师，出国并非决定性因素，但它把我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我生性内向，胆小怕事，想来如果不是当时被父亲“扔”出去，我肯定不会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有勇气有野心主动出去闯荡，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了吧。
“非常”建筑
到了美国，没看到想象中的摩天高楼，教育思路也全然不同：国内是“你应该如何”，永远有对错之分；我在美国受的教育则不究对错，只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逼着你开始观察和思考，逐渐变得独立。
三年后，我从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在旧金山几家建筑事务所工作，1985年开始教书，获了一些奖，但真正的项目一个都没做起来，很有挫折感。到1993年，我和妻子鲁力佳花了7.5美元在休斯顿注册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在柜台外我俩聊起来：叫什么名字呢？鲁力佳说，就叫“非建筑”吧，我说不行，叫“非建筑”谁还找咱们啊，就加了个字，“非常建筑”。这是真事，却也是戏谑：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中国建起的房子都强调外表，强调的方式很奇怪，处处都是千篇一律的房子，这么一比我们设计的正常的房子倒显得“非常”了。
那时我还在美国莱斯大学教书，中国美国两边跑了三年，什么也没做成，1996年决定回国，全力做非常建筑。最初特别艰苦，简直没法维持，租的工作室没有暖气，我和鲁力佳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还是不行，鲁力佳就问她母亲借钱，这样过了好多年。真正有转机要到2000年以后。
直到现在，我对“豪华”、“奢侈”还是毫无感觉，也不觉得这对生活有什么帮助。如今人们对豪宅有许多误解，好像“豪”就是用几万块装一个金子做的水龙头。如果这个水龙头在功能上没有改善，几万块跟扔了差不多。如果设计能改善功能，使用更方便，还能节水，生活质量因此得到提高，那多有意义。我的审美趣味是朴素的、低调的，但如今大家好像觉得“朴素”是骂人的，好像不够设计、不够闹腾就不行了似的，这挺逗的。
我第一个被公众认识的设计是位于北京车公庄的席殊书屋。当时接了这个项目后对基地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五十年代盖的大厦里空间曾经是个过道；后来我把车与书的结合，做成了“书车”——有轮子可以移动的书架。后来我又做了晨兴数学中心，在当时中国科学院五所院儿里，一堆黄色、蓝色加白色等等的楼里面，这是唯一的灰房子，别提它多跳了。落成之后的验收会上，我旁边坐着一个工人，他喜欢这房子，但他不会用我们的语言来评价它，就来回说“真他妈的”。我自以为成功的设计细节，他全看出来了，即使我们俩没有更多的话说，也沟通了。过了一段时间，这院里的楼全部被粉刷成了灰色，我没细究过原由，但乐意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也许他们明白了灰色的房子看着更舒服呢。
后来给潘石屹和张欣在怀柔设计了个住宅，张欣给它取了个诗意的名字叫“山语间”。一到周末，就有许多陌生人冒出来，东张西望地参观。潘石屹纳闷，只好修围墙，养两只大狼狗，不让人随便进。但他精明，想到这房子这么多人感兴趣，没准有商机，这就有了后来的“长城脚下的公社”—由12名亚洲建筑师设计建造的独立住宅。我设计了其中的“二分宅”，将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从密集的城市空间移植到自然中来，变成了由一个呈八字状的房子和山坡围合的院子。
人如何住得舒服
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设计之一，是北京的用友软件研发中心。许多办公楼让人上午九点进去、下午五点才出来，吃饭、抽烟都在里面。我的工作环境在圆明园，房间外面就是就是小院、菜园子、竹林，我知道人其实有一万个理由想出去，只是建筑没有给他机会。我想做的就是创造各种室外空间，让人在工作间隙可以出来走走路、看看天。这座建筑落成之后，我在不同的季节里、不同的气候条件下都去过那里，也始终都有人在外面散步。
让人生活得更愉快、更健康，是建筑师工作里有意思的一部分，比如，让人与自然接近。在上海青浦城外白鹭湖边，我设计了涵璧湾别墅区。我问：人们为什么喜欢到水边来？今天水边的生活空间是什么样的？最后我们设计出的房子是一步步向湖面跌落的。
2008年地震之后，一个尖锐的问题显露出来：老百姓如何获得建筑？建筑的智慧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时你会发现，平时关注的建筑形式问题毫无意义，要解决的是建筑作为庇护所的最基本问题。我指导麻省理工的学生在四川设计了“九宫格”住宅，90多平米，3万人民币，才等于北京的一平米房价。它就是为穷人盖的房子，穷人可以学着盖，还可以帮邻居盖，就能有收入了。
2010年我为上海世博会做了上海企业联合馆，外立面是用光盘回收的塑料产的管材构成的。之所以选用塑料，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浪费能源，如果房子造得轻，就能省地基、省运输。最轻而坚固的材料就是塑料，有些可再生循环，它一定是未来的建筑材料。
我关注人如何居住得舒服。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特别适合日常生活。我小时候家住八面槽一带，每天吃过晚饭和家人到王府井遛弯，常能碰见亲戚朋友，打个招呼，闲聊几句，我那四合院情结厉害得不得了。今天的北京有两千万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跟几百万辆汽车生活在一起。我设计前门鲜鱼口项目时，特意把乾隆京城全图找出来，体会什么样的城市空间尺度让人感觉最舒服、最亲切。
过去几十年，保护古建筑基本都采用做假古董的办法，但又做不到当年的质量，常出问题。这个项目，我也考虑过要不要用原材料修成原样子，但那样会变成一个博物馆，不符合今天的生活需要。最终做成了一个新式四合院，房子有两层的、甚至三层的，院子比真正的住家四合院大一点，每个院子都是公共空间，可以在里面乱串，有点像迷宫，好玩，也悠闲。这就是商业建筑的好处：它为城市提供了一处公共空间，是个很民主的场所，你不买东西，也可以游逛。
库哈斯设计央视大楼，也有将其做成城市化项目的打算，底下建成公园，百姓都可以去玩，却没想到这是国家电视台，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大裤衩”耸立在CBD，成为“尖叫的建筑”，成为地标，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有违库哈斯的设计观念的。他反对地标式的建筑，但没有设计师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它太难得了。他设计央视大楼时，正是我与他接触最频繁的一段时间。他想要打破摩天楼设计的规律，做成一个形状不稳定的圈，哪怕用了很大代价，比如地下那两个足有七米高的水泥墩子。
北京的城市风貌并没有因为那几个世界闻名的地标建筑变得更好。我无意批评库哈斯，只是不太认同从形式出发的思维方式。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意做地标，譬如我们正在设计的深圳电视台大厦，高212米，也是摩天楼。但我没想过要赋予它一个奇特的外观，而是思考在深圳这个热带边界地区，如何使摩天楼自己给自己遮阳，否则表面会积蓄太多热量。我们做了一个凹凸的表面，看上去和大家见惯的摩天楼玻璃幕墙不同。在阳光接近直晒的五月到九月，它能还给自己一片清凉。
好建筑不一定需要人注意它
建筑是个太复杂的行当，论复杂性，在创造性领域里也许勉强比得上的唯有电影。“亿元”这个数量级往往只是起点。建筑师替人花那么多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我反对把建筑做成雕塑，反对建筑首先的功能是审美，它应该是能让人长久地用得方便和舒适的。
李欧梵说中国有几个传统，其中之一便是革命的传统，直到今天还在延续，譬如到处的拆，是一大悲哀。不管是什么样的发展，我都不认为有必要放弃文化或历史。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放弃了历史文化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好处？没有，还一堆后遗症在后头等着呢。北京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纪念碑式的老房子，再没有在胡同里乱串的趣味了。国际上有许多类似的教训，最典型的是雅典，它如今被称为“一天的城市”，因为没了老城市肌理，游客只在此停留一天；雅典一个打着古老旗号的商业街，也不过三十年的历史，满眼看见的东西不过六年。
我曾经也年少气盛，为了一个台灯或者门把手跟业主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明白，建筑有更重要的东西——超越趣味。如今，建筑师面临的项目越来越大，楼越来越高，越是努力的建筑师，越希望自己的建筑能从背景中剥离出来、被看到，但当这样的建筑汇集，城市就会失去完整的形象，也就失去了观赏性。好的建筑不一定需要人注意它。你会记得东京的小街小巷，记得一家有趣的小商店，记得一碗美味的拉面，却不一定会记得建筑。但现在的大气候是，建筑师希望每个建筑都是一个地标，一个纪念碑。中国最需要的不光是建筑师，还有城市规划师和社会学者，专门探讨城市和社区的发展与规划。只不过当下，人们还是习惯花钱去做看得见的东西。
北京上海正在形成属于中国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建筑师应该考虑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对住宅、购物、公共空间有什么影响；一个人住在城市里，对文化、社会、愉悦的需要如何满足？我喜欢看人，从表情、姿态到穿的衣服，建筑师应该像小说家那样深入细致观察生活，研究人们活动的每个细节和意义。我也看到一些人在视觉上极其痛苦的环境中生活，依然过得好好的，但这并不意味建筑师要放弃专业知识，做一些容易卖却糟糕的东西来。我的底线是：根据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来工作，而非根据主流意识、市场或者社会习俗。
这些年中国建筑的发展势头特别猛，就好像积聚了几十年的能量一下子爆发出来，想象力、创造性都有了。但建筑不是艺术，它有很高的技术性，如今的城市还在推行超宽马路、超大街区，带来交通和污染的问题。我曾经设想，除了大型公共建筑，每个项目最好都控制在500到1000平米，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搞开发，都可能有对建筑和文化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也就会有一个更丰富的北京。
玩的心态最重要
在一堵坚硬的墙和一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选择站在鸡蛋那边。我现在肯定不是主流，无论思想方法还是处世为人。成为主流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做一些机械的工作，甭提多没意思了。我想当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建筑师群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会设计服装、家具、瓷器和首饰，它们都是都市当代生活的产物。我喜欢穿衣服，在工业化社会，成衣只有三个、顶多五个尺码，但人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几个尺码就能概括的。我买的衣服老有些地方不合身，后来认识了个裁缝朋友，常去她那儿修改，时间长了就在她那儿看看料子，开始自己设计衣服自己穿。洪晃看到了也喜欢，我就带她到裁缝那里量了尺寸，做了一件给她。后来给洪晃设计完“薄荷·糯米·葱”的店面，她建议我把那些衣服凑成一个系列在她店里卖。她帮我牵线，开始跟上海一位服装设计师合作。
我不懂服装设计，但作为建筑师我会分析。比如说要革新衬衫袖子，那有点自不量力，但我可以把T恤的衣身和衬衣的袖子拼接在一起，套上西服穿，既舒服，露在外面的袖口也得体。据说我的服装在薄荷·糯米·葱卖得不错，原因大概就是服装方面我没有“非要创造什么”的压力，这是外行的优势，不像专业服装设计师要特别有想法，特别累得慌。洪晃说我现在是“畅销服装设计师”，但我考虑的仅仅是自己喜不喜欢而已——我的所有设计，包括建筑，都是这么回事，想像这都是给自己做的，才能真正理解它。设计者越投入，使用者才越能享受到设计过程中的幸福和愉悦。
有人说我玩跨界，但我并不觉得。就好像我从来不会将“建筑师”作为我人生的定义。爱好广泛，有江南文化基因，北京胡同长大，美国生活多年——这些构成了我。有兴趣，做些事情，如是而已。玩的心态很重要，不是高兴了哈哈大笑的玩，而是心里有种平静的愉悦。保持愉悦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把挑战提高，重复是没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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