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建筑的偏执之旅——王澍、张雷、马清运

建筑资料

中国当代实验性建筑开始出现的时间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
短短10几年，虽然尚未到总结它们的成果的时候，但它们的存在却给中国建筑带来新的拓展空间，也给中国城市带来了新的景观与新的建筑观念，并逐渐影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这些新建筑背后的中国建筑设计师，多数是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年龄在40岁左右，正是建筑师创造力旺盛的黄金年龄，而他们的作品也已开始得到专业与市场的承认，新作品数量正以高速度增长。据我们了解，2004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将陆续呈现出一批具有全新观念的“新建筑”，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消息。
2004年3、4月，我们以江南（杭州、宁波、南京、苏州、上海）为目的地，走访了王澍、张雷和马清运3位新建筑师并到现场参观了他们的作品。
这是一次大开眼界的“中国新建筑之旅”，却不完全是建筑风光之旅，建筑背后的东西，与建筑物一样让我们大开眼界。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期待还能有诸如西南、北京、华南的“中国新建筑之旅”。
这次的报道也许不够专业，因为我们并是不具有很多建筑知识的人。这跟我们的教育环境有关系，从小到大在课堂里学过的关于建筑的知识也许就是“赵州桥”和“人民大会堂”了。正如在采访王澍时谈到，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既没有建筑知识又没有建筑意识的，他们以前由单位分配一套公房居住，现在则购买房产商规划的商品房，然后一辈子都要在此度过——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不知道一些“新建筑”的东西，也许还会一辈子面对建筑物毫无知觉。
“中国新建筑”或许并不能来改变上面那个问题，它只是建筑师们对既往思维的突破，虽然已经被社会使用但最终还是属于实验建筑。不知道到了这些建筑不被认为是“实验”的时候，那就将是一个面目全新的现代中国吗？
王澍
1963年，生于新疆乌鲁木齐
1985年，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建筑学专业毕业
1988年，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硕士毕业
1997年，在杭州创办“业余建筑工作室”
2000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博士，现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并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及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营造研究中心主任
新建筑之旅@杭州
王澍：一个中国文人式的建筑实验
中国文人、家园、“回忆课”
3月30日。杭州转塘象山。这里是王澍所任教的中国美术学院新校区，现在还只是一片工地。
王澍是该新校区的设计者。最近一段时间，他都要到此跟踪建造的过程。
这里还是王澍至今为止所设计建筑面积最大的一个作品。他曾经被人评论说是个只善于设计“个人小空间”的建筑师。
新校区与山坡、河流以及附近小镇的关系是王澍在设计中要考虑的重点。
两条小河沿着象山的山脚往东走，然后汇流成一条，建筑在山的南侧，王澍由此设计了廊桥来联系，由于将建筑切割巧妙，走在建筑物内看象山，每个方向都是一个画面，景色且行且换；校区门口的稻田、河边的芦苇荡，全都被保留下；而人为的坡度和采用当地木材的水杉门窗也是别具匠心；屋顶则全部是江南土瓦，“从山上往下看，整个一片瓦的世界，我很注意从山上望下来的景色”——这个灵感其实与杭州的六合塔也有渊源。王澍的描绘，让我们对这个未来的具有现代田园风光的校区向往不已。
“我有个基本的建筑观念，就是所有的建筑类型都是从‘家’开始出现的。家园不光是指住宅，学校也是一样。”王澍说。
在建筑师同行里，王澍被公认是最有中国文人气的。而他也是很早就对中国的现代建筑提出尖锐看法的人之一。在读研究生时期，他就“年少轻狂”地当面对着建筑系的教授说出“中国没有一个现代建筑，也没有一个现代建筑师”的话，以至引起轰动。
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纷纷大兴土木时，王澍却和妻子在杭州隐居了6年。因为觉得在那种淘金热里没法做东西，而萌生退意。
“中国建筑现在的发展状态是非常畸形和混乱的。一是畸形繁荣，因为数量巨大而陶醉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中；一是畸形的专业化，在非常大量而且非常快速地建造的情况下，建筑师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思考，甚至包括专业上很多基本的问题。”
王澍说全世界都很少有中国这样数量巨大的建造过程，“在建筑史上也就出现过几次新建筑大量爆发的状态，——这并不是常态，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
王澍现在在给建筑设计专业的本科生上课，这在一线的著名建筑师中几乎是唯一一人。“我特别喜欢上课，给学生上课时我很兴奋，因为有听众啊。”王澍笑着说。
“现在的建筑设计专业总是在几个狭隘的概念里兜圈子。很多本科生一来就学‘某种’专业建筑学，老师也是这样教的，但问题是这个专业建筑学甚至对生活里发生的问题基本不关心。所以我教学生的第一堂课都是‘回忆课’，回忆你的生活你的家，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是，每个人的生活差异是如此之多。……例如，一般的住宅都是几室几厅，但我有个女学生却告诉我，她根本不愿意住在自己的卧室里，而是今天跟妈妈睡，明天跟姐姐睡，她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很特殊的。”
王澍对我们表示，“当建筑和基本的生活失去了联系，而只是按照一些专业的常规再给别人安排生活的时候，那这个专业就会非常狭隘。”
“荷花池头15号”、200个在空中的院落、实验建筑
王澍的工作室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主楼里。一块巨大的钢板把百多平方米的空间隔成两半，有厅有房，还有八仙桌和太师椅；而可开可掩的木板，营造出迷宫的感觉。
王澍的休息间和研究生的工作间只有一板之隔。如此距离的传道授业解惑，颇具古风。
一块不知从何而来的旧门牌，“荷花池头15号”，挂在王澍休息间的门前。
王澍复出后的第一个重要作品是“王澍自宅”，被人形容为一座小型的中国迷园，“凡进入这个住宅的观者都会感到它比实际面积要大得多，而迷宫正是以各种分叉、伸展的多重路径，将其实际的地域感受巧妙地重构。”建筑研究者对王澍的解读都喜欢用诸如“迷园”、“套盒”、“游戏”、“自娱自乐”之类的词汇。
我们来不及去拜见这个作品，却在工作室里见到了王澍正在杭州钱塘江边动工的另一个重要作品：垂直院宅。
“这是我的作品里最有意思的一个，与宁波美术馆那种不一样，它涉及到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有极强的参与性。所以2000年中国实验建筑师在成都开会，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实验建筑如果最后不能让住在上面的人有所为，它就是一个真正叫做自娱自乐的建筑。”
这其实是六幢近100米高的住宅，可容纳800住户，用200多个两层楼高的院子叠砌起来。每一户无论住在什么高度，都有前院后院，每个院子都有茂盛的植物。“住在里面的人，将来可以站在地面上清楚地指出，‘在第几层的第几个院落种着一棵桂花树的就是我家’。——我认为，人对自己的确认是从家庭开始的，而现在的住宅模式则把这个给摧毁了，完全是另一套体系，我试图让住在100米高空的人也可以有住在地面二层空间的感觉。但要注意，我做的并不是在空中挖个窟窿种棵树的所谓空中花园，我更关注的是其中社会性、社会学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居住的问题。”
王澍说这个作品已经不是普通的住宅设计，而是在召唤一种业已逝去的居住方式，显示一种对土地的眷恋，验证一种理想。“我坚持以为，中国实验建筑活动如果不在城市中最大的建设活动——住宅中展开实践，那么它将是自恋而且苍白的。”
“实验性的核心，不是艺术性，而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积极的介入。这种介入可能是我一种相对‘消极’的介入”——有批评者说王澍的态度是中国文人式的“退耕”、“回避”，“没有正面解决现代中国都市建筑面临的问题”——“但却是很坚定的介入，我试图恢复对普通人来说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有意义的生活。”
“住宅的整个立面看上去，相当于把传统的宅院平贴后立起来——城市的平面结构被转化成了立面。”但王澍又说，“这是建筑学里让人激动的地方，也是它危险的地方。因为，你可能会影响或启发了别人的生活，但你也可能糟蹋了别人的生活。这是一个专业化的时代，专业化所产生的结果都是正负两面。我要强调，建筑师要对自己做的事情一定要有自觉性。”
这套住宅的开发商是个文化人，因此也能和王澍一起去验证这个居住的理想。它也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城市人梦想传宗接代的“故乡”之所在。
“做这个工程之前，我跟开发商交流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他一开始感兴趣到最后下决定。其实我最原始的想法更加激进，为了销售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住宅比一般住宅的成本要高1000元/平方米，幸好现在杭州的楼市托得起。”王澍说江浙一带私营经济力量巨大，藏富于民，他们试图对生活方式的延续、对文化信心的重建和对文化价值的重视，都给予了建筑师很好的创作空间。
“这个项目我会跟踪观察。很多现代人已经没有种树的习惯或兴趣了，有个这个可能性后会怎么办？树怎么种？想养鸡怎么办？……都是很有意思的。”
这也是王澍想通过建筑来解决的。“从日常生活出发，从每个人的个人心境出发，自然、自由地建造……我觉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建筑史上的黄金时代。现在这个是严重畸形的、严重膨胀的年代。所以我的这种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一种理想主义。我想影响更多人——不一定是专业建筑师，让大家都开始投身于关注自己的生活空间的建造问题。使之变成一种像群众运动的东西，这种运动应该是自发的、无组织的。”
王澍关于文正图书馆的评说
如何让人生活在处于“山”和“水”之间的建筑中，以及苏州园林的造园思想是我设计这座图书馆的沉思背景。基地北面靠山，山上全部竹林，南面临水，一座由废砖厂变成的湖泊，全为坡地，南低北高，高差4米。南北向进深浅，东西向以水为界，曲折狭长。
按照造园传统，建筑在“山水”之间最不应突出，这座图书馆将近一半的体积处理成半地下，从北面看，三层的建筑只有二层。矩形主体建筑既是飘在水上的，也是沿南北方向穿越的，这个方向是炎热夏季的主导风向。值得强调的是，沿着这条穿越路线，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但在这里，可以相互转化的尺度是中国传统造园术的精髓。而从一个文人的角度看，那些小房子也许更重要，例如，水中那座亭子般的房子，图书馆的“诗歌与哲学”阅览室，便是一个中国文人看待所处世界的“观点”，一个人与自然生态相互平衡的位置。
伍公山讲学、生活的本质、湖边的白色图书馆
3月31日，阳光灿烂，鸟语花香，我们跟着王澍上伍公山。听他为学生讲课。
伍公山是王澍在杭州隐居时到处散步而发现的，这里有一个在山包上的居民点，即将面临拆迁。“这是杭州市中心最后的一个村落。”王澍说。
王澍把伍公山的民居当作天然的建筑学专业课堂。一周前他给学生布置了作业，为这个村落的建筑画出“某种总图”，而主题需要学生主动地去发现。今天则来检查学生们的收获如何。
一组学生交上来的作业遭到王澍的批评。“这张图告诉我的东西太少，而且不确切。每户与每户之间很模糊，只是一个色块，几乎看不出来。要知道里面居住的是很具体的人家，每一个都不是糊里糊涂的人，你不能漠视他们的关系，而在你的图里我根本看不出人的生活痕迹！”
他指导学生说，要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乡，回来寻找自己的记忆，而不是把自己当成游客，不要去模仿某种现成的总图，更不要去猜测老师的想法。“我希望我的课程就跟生活一样，具有某种不可预测性。”王澍很在意这种非常原创性的授课方式。
和王澍一起在山上走了几圈，虽然他已来过无数次，却见他依然兴奋了几次：一个全是石头砌成的凸出来的小间，让他联想到“一张椅子的空间和一个人的建筑”，而一间用各种各样的木板搭起的临时住所，其反其意而用的方法也让王澍称叹不已。
“这个地方每天都在变化着，每天都有建筑师。在这里可以学到中国最伟大的建筑思想。”王澍说，“这个村子就像是个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场。我们由此可以感觉到，对于很多人很重要的生活经验，却通常被高高在上的建筑师一笔抹杀。”王澍给学生的下一个作业就是每个人为自己在这个村子里设计一幢房子。“要确定你住在哪里，这个房子要放进这个村子里并且产生一定的关联。”
王澍说好建筑里一定会表现出生活的本质来。这个意思也确实一直贯穿在我们对他采访的过程中。
4月5日黄昏，在苏州郊区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我们终于看到了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这是王澍4年前设计的作品，也是为王澍当年在建筑设计界奠定地位的作品之一。
山脚的一片竹海是背景，波光粼粼的蓝色湖面是前景，几个白色“盒子”似跳跃般的姿势，又似随意堆放的几何体，动静之间，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篇建筑评论文章这样分析王澍：“很长一段时间，王澍痴迷于一种游戏……晃动着手中的木盒，六只觳子在盒子中滚动，彼此撞击或撞向合壁发出清脆的声响，随后呈现在桌面上的是六只堆叠或散落的立方体。”
这句话的意思用在文正学院上正恰好。“几个小立方体甚至冲破了大盒子的重重束缚，破茧而出，从而完成了一种‘复杂建筑——简单城市（complex house—simple city）’的跃进。”
暮色中，我们看到几个大学生拿着书，在山下湖边的小路悠闲地散步，旁边的白色图书馆正慢慢地亮起灯来，浑然一幅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图画，顿时心旷神怡。建筑的魅力，也许就在这里。
王澍作品
1989年 海宁青少年宫
1991年 中国美术学院国际画廊
1997年 自宅
1997年 陈默工作室
2000年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
2000年 上海顶层画廊
2000年 墙门（雕塑）
2001年 垂直院宅 （钱江时代）
2001年 一分为二（雕塑）
2002-2003年 宁波当代美术馆
2002-2003年 中国美术学院视觉艺术学院
2002-2003年 东莞理工学院艺术系馆
2002-2003年 浙江台州路桥古镇保护、古建修复及协调区
2003年 拆筑间
2003年 HZ093—728
2003年 三合宅/南京
2004年 三合宅/杭州
2003-2004年浙江宁波慈城古建保护、古建修复及协调区
张雷
1964年，出生于中国江苏
198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获得学士学位
1988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获得硕士学位
1993年，毕业于瑞士苏黎世高工建筑系，获得硕士学位
1988-1999年，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建筑系、瑞士苏黎世高工建筑系、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
2000年至今，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教授、张雷建筑工作室主持人、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世界建筑》、《建筑细部》《现代城市研究》、《A+D建筑与设计》国际设计杂志编委。
新建筑之旅@南京
张雷：围城内外，中西之间
改造宿舍楼的争议、“基本建筑”
张雷跟王澍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虽然他们读研究生时期同住一间宿舍。
长发飘飘的“海龟”，一派休闲的样子，这是我们对张雷的第一印象。听张雷说，王澍当年也是留过长发的愤青模样，后来才剪了的。研究生毕业后，同学俩走的路已完全不同，一中一西，却又都在2000年前后引起业内关注。
2000年，8个教师从东南大学建筑系集体跳槽到南京大学成立建筑研究所，专攻建筑学研究生教育，张雷也是其中一位。不久以后，张雷就设计了那个引起诸多讨论的南京大学陶园02幢研究生公寓。
这其实是一个建筑改造的作品，事隔两年，在专业的建筑论坛ABBS里，依然可以找到无数个对其表示质疑或赞美的帖子。
4月2日下午，张雷站在南大陶园的那幢公寓下，显得有点无奈。就在旁边，盖起了另一幢同样的公寓，已经把张雷设计中最具特点的百叶窗全部取消掉，换成最普通的铝合金推拉窗。两幢相同的却不太和谐的楼相对而立，似乎仍在昭示着那场过去了的纷争。
“我想这个作品引起争议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建筑现在的使用与刚开始的要求不一样，原来是设想给硕士生住的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现在却分给了博士生，演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居室，这就使得原来预备给两个房间合用的阳台基本不能发挥作用，上面堆满了生活杂物硬把阳台分成两块，也因而影响了通风；另一个则反映光线比较暗，据说住在这里的学生因为不知道太阳出来而老是睡过头，这确是我们的问题。”
不过张雷的百叶窗乃是针对南京的生活特性而设计的。“南京是一个夏季非常炎热并且湿度很大的城市，自然通风对于暂时还不能安装空调的学生公寓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阳台外表面我采用了木百叶，它不但可以阻断两幢分别是男女宿舍的建筑之间的视线干扰，使学生们能在普通的公共生活中保有一份自己的隐私，还同时不影响通风这一基本功能的实现。”
保护个人私密性的想法来自张雷亲身的观察，“学校在市中心，因此走在马路边就可以看到女生挂在外面的私人用品。更夸张的是，就连对面的商品楼都以‘可以看见南大女生’作为卖点。”张雷笑道。
而使用杉木制作百叶则是张雷在材质方面的特别用意，“除去其成本是铝合金百叶的一半外，木材还是有生命的，可以伴随你一起成长的，过多少年后回忆起那一个个黄昏的阳光打在桐油漆成的百叶窗，是很诗意的。”
“可是他们对此没有感觉，这是挺悲哀的一件事。”种种原因，使张雷认为这个不能算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他说，“在中国现在还不是谈论真正高水准建筑的时候，把房子建得没有很多的漏洞，就已经很满意了。”
材质的运用和注重周围环境都是张雷建筑设计很重要的部分。
在张雷一篇名为“基本建筑”的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要求，“房屋的建造应使用适当的材料和合理的结构。房屋的建造应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和谐。”
看起来似乎是很简单的观点，却是针对着中国建筑的现状。张雷的“基本建筑”其实是对建筑本质的回归，一种理性和简约的回归。在“基本建筑”的定义中，空间、建造、环境成为核心问题。“基本建筑体现的是诚实、合理、人性的建造过程，它不需要回答建筑到底是什么，也不暗示任何风格。”张雷对我们说目前自己的建筑作品成本都保持在1500元/平方米以下。
“对我的建筑设计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在1998年的洪灾，我们几个人自愿跑到南昌去帮助灾后重建，那里非常困难，家给大水冲走了，什么也没有，马上要过冬了却没有房子住，政府给了每家5000元的费用，因此我们要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去面对这些问题，以前在大学里所学到的关于建筑的知识比如尺度、美学等等，此时统统没有用，我们想的只能是，怎样用最合理的方法最低的报价把房子盖起来……”
“过了一年后再回去，看到造起房子已把我们的设计理念很好地运用并且见效时，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它比那些精心设计的房子都要感人得多。从那以后，自己就对建筑的理解发生了改变。”
一个办公楼、“围城”、对建筑应该轻松点
4月4日星期天中午，依然忙碌的张雷抽空带我们去离市中心几十公里外的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参观他的一个新作品，为一家生物研究所专门设计的办公楼。
“业主是从美国回来的，对设计要求有两个：园林式和光线明亮。”我们看到，在一块平整的空地上，张雷表达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园林式写字楼，即开放又可让使用者拥有独自享受的感觉。
入口处一个四方荷花池，似乎被一堵简洁的大墙藏起，又与外界保持相通，正对门口的大厅景窗可以看到后院的园林景观，每个办公室都可以从窗户外看到独自的竹林，长长的走廊上是阴阳式天花板，自然光线透过半边的玻璃天花板撒下。
张雷用“围城”来比喻这个设计。“我觉得中国人对自然采取的态度是非常简单的，有点像围城，先用最简单的墙区分内外，然后把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包在里面。景观是需要控制的，没有控制的景观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在一大片自然里要营造出一个人的尺度的空间，这是重要的。”
“这里有很多的楼梯，它们和空间的节奏是一致的。和一般的只有交通功能的楼梯不一样，它们还是一种礼仪性的空间，成为工作者休闲和思考的地方。”张雷说他曾经看到一个资料，统计出大部分科学研究都来源于非工作环境。“所以我在建筑里尽可能地增加相遇的可能。”
虽然这个作品最后还有点瑕疵，如园林景观比较粗糙（这是另一家公司的业务）、荷花池徒有虚名，但张雷认为，“这已经是个毛病稍为少一点的建筑，我基本能接受它。从设计到建造的过程我们是没办法完全控制的，业主和建筑师对建筑的理解不是一样的，能做到这个样子，我已经可以承认这是我的作品了。有些建筑做成后拍几张照片就算了。”
再回到张雷的“基本建筑”，他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希望能够解决在目前这个大量的过热性的建筑时代里，如何保证建筑质量的基本问题。
虽然很注重建筑的基本元素，但张雷还有另一面的姿态。“我觉得对建筑应该要轻松一点，不一定要这么沉重。在这个高速度的建筑时代，我的思路是把问题简单化，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应对最复杂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没有时间把问题搞得很复杂。在中国要工作好，必须要有这样的策略。”
“我曾对学生讲——他们听了都笑——我觉得有电脑特别好，当我把一个细部研究好以后，再将之用到整体就很节省时间。”这是否也是张雷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呢。
张雷说现在手上的项目有10个左右，从政府机关、商业区到博物馆，各种类型都有。正在成都安仁建造的，由张雷负责设计的***瓷器馆，外立面（像一个方盒子）上的冰裂纹以及内部空间的怪异曲折走廊，体现***的“破碎”与“扭曲”，让人印象深刻；上海则有好几个项目，其中青浦的一个办公楼，是张雷第一个位于比较复杂城市环境里的设计，“如何处理新建筑与老街区，如何把结构关系延续下来……这个作品对我挺有挑战的。”张雷的解决方案是将之设计成一个个不规则的斜面，“这样的处理可以不破坏城市原来的肌理。”在南京，张雷参与了日本建筑师滨野安宏策划的“第壹区”，负责其中三分之一的设计。这些作品都将在未来一两年陆续建成。
“南京现在已经在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建筑了，更别说以后的西部地区。”张雷说在中国做建筑师会很忙，他的语气有喜亦有悲。“在中国做建筑师，与国外同行相比收入算是超高了，年轻人刚进这行赚钱都太容易，也容易浮躁。”
张雷的留学经历让他很注重与国际之间的交流。“我每年都要到欧洲和一些同行交流，这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看到了差距，才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我们和老一辈最大的区别就是，当年他们受到局限没有条件去接触这些，而我们已经可以把自己放在国际化这样一个氛围里去看待。”
“中国的当代建筑，以前人家是根本不看你，因为不上路，但现在国外的同行会有探讨的兴趣了。”这也许就是中国新建筑带来的对话契机。
我们问张雷，他认为中国何时会出现建筑大师，回答是，“在我这一辈还不可能。——最近看了一份历史资料，南京在上个世纪30年代，搞了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建筑竞标，当时有几个中国建筑师参加，有从美国回来的，有从德国回来的，美国回来的都做大屋顶，德国回来的做的是现代建筑……也就是说，在那时欧洲的教育已经是现代建筑的教育了。可是欧洲那派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实施，我想一是因为人才比较少，二是因为当时传统势力也比较大，最终还是沉默下去了。”
“如果这一派发展起来，今天中国建筑的状况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张雷说。张雷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与校史展览馆（古典建筑）之间设计的防火墙和通廊。防火墙使用的是当代最普通的建筑材料——模板混凝土，设计既保证了图书馆的通风问题，也突出了新旧两种建筑的景观。
张雷作品
江苏省地税大厦（天目大厦）
泰州市级机关行政办公楼辅楼
南京大学陶园研究生公寓
南通外国语学校
徐州铜山宾馆
南通中学教学楼、科研楼、学生生活楼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食堂
南京师范大学陶艺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改扩建
南京大学雕塑研究所雕塑展厅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兴化新华建筑公司综合楼
兴化市政府2#-4#办公楼
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
广东东莞理工学院教工生活区
南京锦华大厦
南京红色经典艺术馆
南京市玄武区看守所
上海青浦财政税务局办公综合楼
南京国际建筑实践展4#小住宅
成都建川博物馆***瓷器馆及商业街坊
杭州南都房产“玉鸟流苏”
马清运
1965年生于陕西蓝田
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1989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研究生院，攻读建筑硕士学位
1991年毕业后曾先后在费城Ballinger及纽约KPF任设计师、高级设计师
1995年任中国深圳大学建筑系客座教授及设计院院长助理
1997年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研究生院的全职教师
1995年 在纽约成立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
2000年正式在北京、上海成立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中国设计事务所，任设计总监。
新建筑之旅@宁波、上海
马清运：“批判性偏执妄想方法”的建筑制造者
空中飞人、库哈斯的镜子
马清运是我们这次采访最早约的，但又是最后一个见面的建筑师，原因只有一个——忙！还不是一般的忙，是特别特别的忙。在我们去完宁波拍过他的那些代表作的一个多星期后，一个恼人的阵雨的午后终于见到“空中飞人”马清运：干净利索的短发、一身纯黑的套装露出纯白的衬衫，目光锐利，言语有力且快速，标准的时尚精英形象一改之前所见的长发艺术家形象。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经常看你们的杂志，我喜欢看各种跟城市有关的杂志。”采访及拍摄的时间只给半个小时，因为马清运马上要赶去机场飞到海南做一个大项目，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小衣橱挂着为出差随时更换的衣物，秘书正在仔细准备着他出差用的公文包和旅行箱。
“你是目前中国最忙的建筑师吧？”开玩笑地问他。
“我肯定不是最忙的那个，但我的确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那说你们是目前最成功的中国私人建筑事物所之一应该没问题吧，以你如此前卫的设计理念能说服国内的业主建造数量如此巨大的工程，其中有什么秘诀吗？”
“窍门是要急业主之所急，想业主之所想。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紧接着的就是急业主所不能及，想业主之所未想。这就是建筑的双重性。一方面它属于缔造它的业主；另一方面它属于它所处的社会及文化状态。这种双重性也存在于建筑师与使用者之间。在工程中大胆的尝试，实际上源泉于对上述两极的大胆对接，我基本以为，专业的知识不会为我们提供大胆探索的勇气，它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是‘不要做什么’的理由。”马清运如此讲解他的“秘诀”，与我们在宁波面对他那些冲击力极强的建筑时所产生的惊讶和困惑而言似乎过于轻描淡写。
在建筑业界内，有很多人认为马清运的成功是因为他是把欧洲新建筑（特别是荷兰的）整个搬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只要简单的从外型上判断都会发现两者之间有太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所创造并应用的“批判性偏执妄想方法”，而这又似乎跟马清运本人与库哈斯的私交密切扯上了关系——马曾经在1996年协助库哈斯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状态的研究，并出任此次研究成果《大跃进》一书的评论员。
说到库哈斯的影响，马清运丝毫不避讳：“那段经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城市问题的全球眼光。在今天的世界，所有都市的处境及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地方问题，而中国城市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之多，一方面需要世界城市理论刷新自身，因为西方城市理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就没有更多的思考了；另一方面，也增添了中国城市家及建筑师对产生新理论（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世界的）的信心。而我所担任的评论员的角色就是同研究组讨论中国城市的国际涵义，并批评工作组中不正当的对中国问题的国际看法。”
而对于所谓“搬用”的种种批评，他显得不以为然而且自信十足：“如果成功能同搬一个人进中国有关，那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成功者。不过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我同他的私交。其实没有太多建筑专业的承袭关系。我清华毕业，又是宾夕法尼亚的硕士，美国商务大事务所学徒。与其说是我将库哈斯的东西搬到了中国，还不如说是库哈斯般的勇气把我带到了中国。所以，作为年轻一辈，我深感先辈们的能量的珍贵。我的老师汪坦、徐伯安等等都在不同时期给过我这种能量。另外，我与库哈斯的关系不是搬来推去的那种，是相互照应的那种。我从‘大跃进’开始，就是其思想及作品的前几面镜子。”
宁波天一广场、商业机器、建筑对生活之不恭
两个方向、“建筑实验场”
宁波新外滩曾是媒体暴炒的城市概念之一，当我们置身其中时发觉这又是另一个新天地，如同之前的上海、杭州新天地——给旧建筑穿上新衣服。青砖、黑瓦、白墙的古建筑嵌上钢框玻璃和马达思班标志性的橙色百叶窗，比上海、杭州新天地更具形式感，更惊艳。马清运称整个宁波新外滩设计过程就是“用自己的左手与右手较劲，左脑与右脑讨论。”
当我们穿过新外滩来到江边，两个庞然巨物一下子充满视野——马清运设计的宁波城市展览馆和王澍设计的宁波美术馆。两个体量相近的长方体建筑仅一墙之隔，但风格和气质截然不同，甚至可以用对峙或剑拔弩张来形容。马的城市展览馆的外立面由各式几何图形组合的彩色玻璃砖和金属框构成，像一艘降落在江边的外星战舰，张扬、眩目、狂放；还在建设中的王的美术馆则是由灰蓝色的钢框与原木搭建而成的，一以贯之地玩起王的“套盒游戏”，但质朴、内敛、温暖。从某种意义上看，也许可以把这两幢比邻而居的建筑物看做是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新建筑的两个方向，所谓本土意识抑或国际化，其实可能也只是某种外壳或标签。
面对众多国际建筑大师纷纷把中国当作建筑实验场的事实，马清运的回答让我们知道了“中国新建筑”正在发生什么：
“我绝对不认为这些大师是在中国做什么前所未有的建筑实验。两个原因：中国大地上目前发生的一切对中国建筑师意味着什么？是中国建筑师前所未遇的。如果把这种前所未遇的就认定是实验的话，中国建筑师不也是在实验？如果不是，那么从未到中国的外国建筑师前所未遇的又谈何实验？另外，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其思想及判断也业已成熟又十分执著，否则又何以称之为‘大师级’呢？我认为这些优秀建筑师的作用是将建筑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着地凝固成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而文明的元素是进步的，是向前的，是可以向后人表明当今社会最高理想的。如果我们并不去这样理解最高境界的建筑（无论是不是大师做的）；或者根本就不理解这才是‘大师们’所追求的，那又为什么去请那些大师去作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十几年前我们敞开大门迎来了美国的商业事务所；今天又不遗余力引进‘大师’，其中苦涩有谁人知道。”
“我是最推崇国际化的，也最希望中国能成为优秀建筑的集中地。但是优秀建筑的产地，决不是对建筑的单方面关注能形成的，它是社会综合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目前的‘大师潮’非常危险：北京所有重要的项目都是以国际招标的方式，以大师中标的结果而告圆满。而上海的世博也面临着这一选择！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社会，经济状态非常接近中国今天，但之后很快形成的是日本出色的建筑设计及建造的世界地位，中国要思考！”
马清运作品
恒隆广场(KPF)
宁波日报社总部
深圳商报大楼
华天酒店
浙江大学宁波分校
宁波服装学院
至诚学校
博雅园展示厅
东方汇景园
天一广场（CCD）
宁波老外滩历史街区
蓝田玉山石柴
无锡站前商贸区
空中西市
上海北外滩
关于“中国新建筑”的出现以及与之前中国建筑的比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来自澳洲的专门研究亚洲建筑历史与城市的朱剑飞教授把1976年做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分界。其前概括为民族的、国家的和政治的“大叙事”。其后主要成就是新乡土，以建筑院校教授如齐康的作品为代表。这其间建筑语言是传统的概念化。1996年以后，产生了可称之“新建筑”的东西。其特点是强调空间、建构、个人感觉、光。
但朱剑飞还认为，这种虚虚实实的成果都强调“小叙事”。反映一种边缘文化，民俗文化、人性化等，也可以用“右倾”和“保守”来形容，从感情到手法上应该是反1976年以前的“大叙事”的，将来会如何发展并没有答案。
这是朱剑飞先生的观点。
几乎同时，还看到一段取名为的“好恶劣的中国新建筑”的文字：
“去过很多城市乡镇，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每逢站在城市的高处望去，最丑陋、最随大流、最没有想法的建筑一定是这几十年建的。那些老建筑，无论是民国的、更早的、殖民地的都很好，而那些高耸的新建筑如同城市的恶癣，越是市政建筑越难看。只有几个中心城市有一些新建筑可以值得看，其他都是不行，到了二三线的城市和乡镇，简直见不到好的。
我想原因有三：一是我国培养出来的城市领导极度缺乏美学，也没有想像力；二是中国建筑的标准已经缺失，既不是古典也不是现代既不土也不洋；三是房子的私有产权不清，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导致盖房子除了挣快钱和捞短期政绩，其他一概没有，没有人真为自己、为下一代盖房子。”
这是广州一个名叫格雷的人（生于1971年）在自己博客上发表的观点。这里的“中国新建筑”，不是本次报道标题的那个“中国新建筑”。格雷分析出来的原因其实颇有道理，中国建筑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只从专业上寻找。
与“中国新建筑”相关的种种观点，还可以找出千条万条。在此我们的观点只好用四个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