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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02年初，哥伦比亚大学为阿兰-科尔孔（Alan Colquhoun）新著《现代建筑》 举办了一个讲座，肯尼思•弗兰普顿也在场。主持人戏言：“肯，你是历史学家，而阿兰是理论家。”这句话颇有味道。由此而想，弗兰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是部历史巨著，还是理论论述呢？
历史和理论分不开。遥想吉底翁（Sigfried Giedion）的传世名作《空间 时间 建筑》，虽说是破旧立新的战斗号角，却是从西方建筑的源头去找现代建筑的时空观基础，加大了现代主义时空观的进深感，同时也是用现代主义的视角来重写历史。这部书最终不是关于历史，而是现代主义行动的圣经，显然它的理论意义更大。
《建构文化研究》一书，也是身兼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内容。最好先把它当作史书来看，再结合读者的各自价值取向和操作力，去发挥它的理论价值。
作为史书，它不是编年史，也不是断代史，而是用某一新视角再解释历史。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本《红楼梦》。好的史家的使命在于能用有益于今的观点去激活历史。弗兰普顿创造性地提出了“建构文化”这一命题，它有两层意义：一是建构，它是一种非常诗意的专业解题手段，有庖丁解牛之技艺美；一是文化，即有一种把手段变成为审美对象的趋同感，使方法论位移成本体论，之如看庖丁表演解牛成为目的，而不是以吃牛肉为目的。
在这个意义上，弗兰普顿是个好的史家，因为提出了一个精彩的视点。这个视点很能让人享受建筑学,使建筑案例不是知识对象,而是审美对象。在当今这个高度知识普及时代, 历史不只是英雄的治国参照物, 更是小民的消遣品。每当我想起这本书，总会醉心于书中对斯卡帕的威尼斯Querini Stampalia基金会门前小桥几个踏步的描述。这么细腻地品味建筑，远远高明于把建筑当作几种风格来一勺烩。这么写现代建筑, 在史书中并不多见。
它是否也是本理论书呢，或者更准确的说，它是否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呢，这颇有悬念。何谓理论意义，马列主义回答得最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建构文化研究》成书以来，好评如潮，读者如潮，但并没有成为一种学派。当王骏阳、赵辰、朱涛诸兄讨论中涉及“风格”时，把风格的建筑观和建构的建筑观对立起来, 也说明在当今西方实践中并没有产生“建构风格”，否则，建构也会站到风格的阵营。那么，这是否说明弗兰普顿所期待的关于建构的“文化”没有巍然成风呢？非也。且不提卒姆托（Peter Zumthor）、威廉斯（Todd Williams）等中坚分子, 纵观造型个性化极强的设计师，如哈迪德（Zaha Hadid）、盖里（Frank Gehry）等，都能用很精美得当的手段来处理复杂的设计, 有浓郁的建构风骨。而年轻一代只能从设计小室内起步的，更是建构得不得了。可以说，建构早就成了文化。但它是基础的文化。在西方的教育水准上，它应当是门基础课。讲它并不能排斥风格, 因为这二者不在一个平面上。
那么，《建构文化研究》在成书时，它是否是股革命的力量呢？也不尽然。命题酝酿时，已是晚期现代主义之时，建构议题正是很多主流建筑师针对乏味的现代主义的反思。书中所指的康、伍重和斯卡帕，风头正健。他们在寻找被大多数现代主义实践所忽略的一个因素，即建筑学固然为服务社会而生，但它在操作的实践中又形成了自身的逻辑，有了内在的架构，不完全以外界目标为旋转轴。这便是对建筑的自主性的粗浅解释。建构是建筑自主性的表现方式之一。但在弗兰普顿研究建构之前，以罗西为代表的另一个自主性学派，强调建筑和城市的理性形式元素，一反现代主义的非历史性，具有更强的革命性。比起讲细节的自主性，从建筑和城市形式的自主性的这个角度来进攻现代主义设计中主体的错位，会更犀利、更有力量。因此，理性主义在这个时代更有价值，更在历史上占据了光辉的一页。
《建构文化研究》出版于1995年，并使建构命题变成一个普遍被关注的议题，已然比罗西等倡导的形式自主性，滞后了十余年。建筑在这十余年间，也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打开了多元化之门。由于对现代主义诟病有了共识，在西方相对风平浪静的社会条件下，建构虽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它不再有任何极端主义色彩。它是将建筑人文化的方式之一，平行于同一时间其他人倡导的其他方法，例如，南加州一批人的“制作”（making），以及在一九九六年初MoMA举办的“轻质建造”展览, 都是把建筑审美还原回建筑的本身，建构只是多种还原道路上的一个分支。
总之以我个人在《建构文化研究》成书后对美国教育和实践的观察，它不具有很鲜明的煽风点火的鼓燥力，而只是把“建构”变成了建筑学的一个必要向度，弥补的是建筑课程101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不得不承认，《建构文化研究》固然有相当的理论性，但它在当前西方的建筑条件下，更是一本关于建筑文化的书。这种文化在整个建筑发展进程中是一直存在，并不断演绎。因此它更是关于历史。
有趣的是，我又深刻地感悟到，在当前的中国城市化语境下，这本书更有其理论价值，而且有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这种价值的转换，其前提是城市化和全球化给整个建筑学带来的新的挑战。正如库哈斯等在《大跃进》中所观察到的，在亚洲发生的建筑巨变中，建筑=股票、商品、利润、地位，唯独建筑没有成为建筑。
这个发现虽然已有十余载，但很少被国内同行深刻地反思过。相反，由于中国面临着入关的考验，面临着市场观念的转换，几乎所有从业者都是很自觉地认同建筑被经济主导的说法，将建筑设计过渡地放到经济天平上。这不仅仅使建筑学失去了自主性，更使建筑师失去了自主性。
在这种环境中，新世纪初的中国设计地平线上，有三条异常的轨道，艰难地将建筑学拉到建构的原点。一条是以张永和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倾向，用文人画般的笔触，去对抗商业的年画；一条是以刘家琨为代表的所谓低技和后卫的轨道，将建造的人工价值重新拾起；一条是以张雷为代表的南大学派，将建筑还原回基本元素的操作游戏，彻底抹杀商业化布置原则在建筑平面和空间构成中的位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丁沃沃、王骏阳、赵辰、张雷等领导的南大学派，不仅仅在理论上推广和发展了弗兰普敦的建构学说，还从教育学上发展出一整套有效的思维和动手体系，使之成为一种可操作的理念。在有限的几期被南大控制的《A+D》杂志中，建构理念也得以向社会推广。写到此不由记起2003年我应邀去南大讲座，和几位学友初识几分钟，饭桌上已经充满建构的话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战国时的稷下学宫。在当今热火朝天的商业建设中，南大是多么水静流深之处啊。
从对东西方的一个同时性切片中，能深深感受到所谓“建构”在这两种社会环境下有多么大的差别。如果说在西方，它是历史，那么在中国它是理论，而且是鼓噪革命的理论。非常遗憾的是，“建构”议题在2002年《时代建筑》等媒体的热播之后不久，不再抢眼。这里，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看法，“建构”议题的断档是被过分学术化造成的。当时有两个事件对此有一定的影响。
一是在南大召开的国际建构研讨会，这可能是在中国召开的最具学术价值的会议之一。但这个会把建构变成了密宗，被奉在高高的象牙塔之上，彻底地使下层的群众失去了对它的兴趣。甚至连在中国大力推广建构文化、具有第一手经验的南大诸导师，都自觉地放弃了会议讲台，而只能以会后研讨的形式与国际大师切磋。
另一个事件是朱涛颇有见地的对中国建构文化的发难文章：《建构的许诺与虚设—论当代中国建筑学发展中的“建构” 观念》。虽然这篇文章的所有案例研究都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在中国现实环境中，哪怕不是建构的行动，只是建构的动机，都是对主流建筑意识的反动，都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
这两个过份学究的事件，使建构曲高和寡，使搞建构的实践者高悬免战牌，不敢再去贴这个标签。熟悉中国共运史的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用教条主义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西方理论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相结合，要和草根文化相结合。不进行这种结合，就会错过历史的班车。
如果说2002年前后的“建构”热由于教条主义的因素错过历史这班车的话，我希望王骏阳教授姍姍来迟的《建构文化研究》中译本能够重新启动这班车。启动需要在读书中做到两方面。
一是要把它当成历史书来读。建构是贯穿在整个建筑学历史中的一个元素，是建筑学中最能令人陶醉的部分。补上了这层建筑史，会让所有的从业者能把部分的设计兴趣从单纯地满足经济利益需要转移到对建筑自身趣味性的塑造，使生产建筑变成一个非常人文化、情趣化的过程，使人能享受建筑。
一是要把它当作理论书读。对于广大从业者来说，虽然几乎不热衷于理论，但他的从业行为还是被一种标准理论所规范。今天，这种标准理论就是经济价值高于一切。在城市化初年，这一理论的结果比较残酷，例如片面追求建筑速度、压低建造成本、扩大容积率等等，其结果往往会带来恶性的居住品质，容易遭到批判。当野蛮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盛宴结束后，想吃下一顿饭需要换上迷人晚装，今天，全社会又都开始讲产品的品质，计算能源的消耗。这固然是个进步，但其背后的潜台词是用有品质的产品去赚取更大的利润。要想认清商业意义上品质和建筑学意义上的品质的本质区别，需要更高的鉴赏力。这种眼力的提高，我相信是可以从读这本书中体会到的。只有这本书对建筑的设计者理解建筑起到理论性的教化作用，它才具备指导实践的价值。
再重复一下革命导师的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肯，在中国，我们希望你是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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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25 10:1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