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设计，无为经营——访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周

建筑资料

周恺在建筑业界一直以双重身份而受人关注：一边是有独立思想和丰富建筑实践的知名建筑师，一边是一家发展迅速的“中国十大民营建筑设计公司”的老板，而周恺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一个建筑师。无论是当年离开学院去国外进修，还是回国后因为机缘眷顾成为“华汇”的主人，还是在“华汇”已经成长为有相当规模的建筑企业的今天，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盖实际的好房子。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实践和思考，现在的周恺对于好房子的理解是：在限定中的恰如其分的房子，很好地将建筑使用上的需求和建筑师个人设计思考上的独立性结合起来的房子。面对目前中国建筑业多元并存的竞争格局，周恺强调还是先独善其身，先把自己的事儿做好，他的这种心态也正印证了导师彭一刚先生曾经的教诲：就是扎扎实实干你的事、盖你的房子。
单纯的起点
《设计家》：请谈谈您的青少年时代，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吗？
周恺：我的青少年时代，国家还不富裕，大家的日子也都过得比较清贫，但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也很少有什么不愉快。那时的学习不像现在那么紧张，记忆中最多的事情就是在画画。我很小的时候就爱画画，小学就去上少年宫，去很多地方画。那时候我就两个爱好，一个是体育，一个是绘画，整天要么是练田径，要么就是画画，好像玩儿的多。然后初中毕业接着考重点高中，考上了重点高中继续念书，再接着考大学，还是比较顺利的。
《设计家》：那您选择学建筑是因为画画吗？
周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选择职业这个问题，能上大学就不错，而且建筑系也没有现在那么热门，不需要考特别高的分数。我父亲看我喜欢画画就建议我考建筑学，我也觉得挺好，天大的建筑系又很不错，就报考了。
《设计家》：那您谈谈天大的建筑教育吧，有什么特点？
周恺：我觉得天大的建筑系毕业生基本功比较扎实，老师也比较注重对学生在这一方面的训练培养，从设计以至做人做事的方式，都是踏踏实实的。
我研究生的导师是彭一刚先生，对我的影响很深。他是一位特别老实、本分的人，很忠厚，能跟他念书我觉得特别幸运，他对我们也非常好。那个时候我记得他经常跟我们说，你就老老实实地、扎扎实实地干，不要想太多，只管好好地做。他自己也以身作则，经常就是带着我们在那儿做设计。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块儿做一个项目，他经常早早就来，我们到的总比他晚，我就跟另一个研究生说咱俩早点儿来吧，咱们到的比老师晚挺不好的。结果不论我们怎么提前彭先生总是比我们先到，原来他早上六点就到了，我们实在也比不了了（笑）。他跟我们一块儿画图，对我们要求的也比较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经济意识，老师好多的项目都是无偿的，给别人做设计，不懂得谈设计费，好像也不好意思谈。有一次跟聂兰生先生、彭一刚先生一起到深圳做一个项目，做了很久，设计费都不敢找人要，最后好像只给了三万块钱吧，把路费、住宿费除去之后，只剩很少的钱。再分给大家，最后彭先生拿的最少，好像就一两百块钱吧。那时就是这样，没什么钱，但是大家一块儿干活一块儿聊天，反而觉得特别开心。
《设计家》：那时候老一辈的建筑师他们应该说文人的特质比较强吧，没有像现在好像必须要有一些商人的素质？
周恺：好像是的，实际上这一点对我影响挺深的。直到现在，彭先生经常叮嘱我的还是要老老实实做事，少在外面出风头，扎扎实实干你的事、盖你的房子。
适合做实际的工程
《设计家》：您在天大读完研究生留校教书，然后有机会出国，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走出国门学习建筑的青年，您在德国鲁尔大学学习时有怎样的体会？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建筑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
周恺：其实当时是到德国进修，也没有太多的感受，基本上就是在整个欧洲转着玩儿（笑），拍了好多片子，看了好多我想看的房子。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憋了一股劲儿想做设计。我从研究生毕业留校教书始终有一个疑惑，我能教别人吗？自己都没盖过房子，我能教他们什么呢？我真的知道一个方案是对还是不对，是好还是坏吗？我不知道。所以我当时就经常跟彭先生说，我一定要去盖房子！想离开学校也是因为想换个环境，找一个地方真正能让自己做设计。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力。我出国、回国都是为了做设计，虽然在德国也没盖成房子，但那段时间能够看到别人如何工作，亲身感受大师作品，我觉得还蛮好的。
《设计家》：您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盖什么样的房子？
周恺：没有太具体的想法。因为在学校里还得以教学为主，做的房子我基本都觉得像假的一样。而且在当时，楼堂馆所停建，房地产也不热，基本上没什么机会盖房子，不像现在的建筑师，刚毕业就有大工程做。我自己主观上特别强烈的一点就是要积极地去参与实际工程，从回国之后开始慢慢赶上一些好机会一直到今天，我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做设计、盖房子。这整个过程也影响了我对建筑的理解，如果现在换回去想，我一直还在学校教书，相信一定不会有这么多的感受。毕竟真的去盖一个房子和在纸上画画图或者写写书是完全不同的工作，不能说后者不好，我只是觉得我可能更适合于前者。
在“华汇”，只做总建筑师
《设计家》：您这一代建筑人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筑业迅猛发展的全过程，如果让您把自己的建筑生涯划分为几个阶段，您会怎样划分？
周恺：首先学校是一大块儿，这个阶段还基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经历了一段彷徨期，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是去设计院工作？回学校教书？还是自己开业呢？不过那时候整个中国、整个建筑业的方向也不明确。但有一点我一直认定，就是一定要做设计盖房子，不管有多难。
《设计家》：这个彷徨期是在哪个时间段呢？
周恺：大约在做“华汇”之前。那个时候我帮一些人做设计，也算是一个筹备期吧，认识好多朋 友，“华汇”成立之后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华汇”走过几个阶段，刚开始由于不太懂经营，所以公司发展得不快，但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做设计很认真。 那个时候就是一点儿一点儿做，来了什么做什么，能做什么就什么。也没有想把公司做的很大，觉得有个二三十、三四十人就不错了，最多不要超过五十人，我当时 经常这样想。慢慢地干出了一些名声，公司也就相应需要扩大了。接下来发现，要想真正实现你的设计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施工图队伍。等施工图各专业都配齐了，实 际项目也做起来了，发现人又不够用了，就被迫扩大。可以说一直到了前三四年，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规模效益对一个设计院的重要性，不能一个大工程来了，其他就 什么都干不了了。其实甲方过去对我们最大的不满意也集中在这一点，前面设计做的很好，就是后期速度跟不上。我们开始改变，主动扩大，人多了，项目也多了， 工程也都做起来了。如果说过去好像经营一个作坊，现在真正有做企业的感觉了。不过我个人还保留着作坊的那种专注创作的状态，而实际上整个公司的运转已经不 是这样了。
《设计家》：我们看到，“华汇”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很有规模的建筑设计院，去年还被评为中国建筑业的“十大民营企业”之一，但在很多关于“华汇”的企业介绍里，对您个人的介绍占了主要的篇幅，您如何看待设计师的个人品牌与设计企业的品牌之间的关系？
周恺：“华汇”有今天我觉得主要得益于整个团队的力量。大家知道的只是周恺，实际上有些人是做出牺牲的，他们可能并不为大家所认识，甚至没有直接参与设计， 但是默默的为整个团队做着大量幕后管理服务工作，他们是我一直特别感谢的人。其实我创造的是一个平台，反过来这个平台又帮助我做成了很多事，这个平台是大 家，是一个集体，缺了哪个方面都不行。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对等的，比如“华汇”哪个房子盖起来了，也许方案不见得是我做的，可是无论好坏，大家都算在周恺头 上，我也得认。“华汇”它恰恰提倡的就是团队精神，提倡我们是一个整体。事实也是这样，华汇创办初期的原班人马，已经一起走过了13个年头，一个也没有走 掉，这一点是让我觉得特别欣慰的。
因为我是“华汇”的创始人，所以经常被问到公司管理的问题。其实我除了做设计之外，什么也不管，既不管 人，也不管物，公司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我的总建筑师。经常开玩笑的说，我是公司老总里面最受累的一个人，一直在画图的那个。公司的合约也不是我 签，我烦这些事；在外面应酬也没我事，我很少跟谁出去喝酒，我就是给他们完成作业，出差去工地，画我的图。公司虽然是我做起来的，但是合伙制的，有总经理 负责全面事务，有会计师管理财务，有人管这儿管那儿的，都管了。他们开玩笑说我是什么权力都没有的，公司也没人怕我，也没人拿我当过老板（笑），我呢，基 本就还像在学校里教书那样，一边做我的设计，一边和年轻的设计师一块儿，教给他们做设计。我蛮享受这种生活的，这样我的压力可能会小点儿。再说，我也不可 能把所有事儿都做好，又要做设计，又要做管理。我是尽量让自己选择轻松一点儿的、简单一点儿的生活方式。
在限定中做恰如其分的房子
《设计家》：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建筑师，您的很多项目都是为社会名人而做，比如冯骥才艺术馆。您如何与这些业主之间进行沟通？
周恺：早些年我做过一些建筑讲座，其中有一个题目就叫“在限定中创作”。我始终认为建筑创作是一定要在一定的限制下完成的，不能像其他纯艺术形式诸 如绘画、雕塑那样让艺术家自由发挥，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念。我绝大部分工作的出发点是将建筑使用上的要求和我个人设计思考上的独立性结合起来，而并不是说 要对立起来。我不认为一个好建筑就一定不能好用，所以我跟业主的沟通，好像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后来甚至成为朋友，他们再有项目就再找我，再找我。
实际上为冯骥才先生做的艺术馆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刚开始冯先生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犹豫。首先，建筑本身是坐落在天大，在自 己的母校里盖房子实际上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有那么多的的老师和同学在关注着，起码会有压力吧。再者就如你所说，毕竟冯先生是一个社会名人，他有他的影响 力。所以刚开始我是拒绝的，觉得自己未必合适。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还是希望我来做，。我当时也很直接的表达了我的想法：我说不是不想给您做这 个房子，只是觉得压力会很大。这个房子不仅仅是冯先生的，也是属于天津大学的。如果我的设计完成后，您要修改，我就会觉得很难做。如果不听，显然不很尊 重；一味的听从，也就没有找我设计的意义了。冯先生特别理解，很形象的类比说这就像别人要改我的文章我也不让改，改一个字都不愿意，除非写了错别字。这当 然是开玩笑的，但是他说会充分尊重我的设计。我也表态说，他可以随便提诸如使用等方面的，但是落实到设计要由我来做，最后达成了一致。冯先生是非常遵守这 个规则的。做完之后的一周，我把方案拿给他看，他一上来觉得跟他的想象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但同时这个不太一样的房子也打动了他，他非常认可，几乎没有什么 改动。然后我们就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再跟学校里的领导汇报，到规划局通过审查，就这样很顺利的做下来了。
总的来说，跟冯先生的沟通还是很 好的。事后他和我说，觉得这个房子的意境比他要的、想象的要好。比如说这个房子先进入的是一个空院子，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你只能看到树或天空，似乎有一点与 世隔绝的意境。水面的穿入很好地把前后两个院子沟通了，通过天光对水的反射，又增加了这个院子的宁静。北方原本有比较干枯的感觉，可是如果有了一点点水在 院子里，灵气就有了。这些都是冯先生后来跟我聊到的他对这个建筑的理解。还有建筑主体是一个横跨过去有35米跨度的房子，这是对现代的建造工艺、结构技术 的一种表达，实质上也是对当代的一个表达。这个房子没有破坏周边的环境，但同时它也透着自己的个性。所以说可能对一个房子的理解和对一个人的理解是差不多 的，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只有深入进去甚至生活在其中才会有感觉。
《设计家》：作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您对建筑品质的要求特别严格，那您觉得一个好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您的主张是什么？
周恺：可能建筑师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认识。如果你现在问我，我觉得做一个恰如其分的房子是好的。其实好与坏是相对的，不能简单地拿这个房子和那个房子相 比，因为它们的功能、地点、投资环境，包括业主的好恶、建筑师个人当时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同样一个建筑，大家对它的解读是不同的。可能你看到了这 点，他关注了那点，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没办法用一个绝对的东西来判断。相对的要我来理解的话，一个适度的、恰如其分的房子，它跟城市、跟周边邻里的关 系，跟使用者的要求，跟当时的建造商的鉴赏力，还有当时投资的水平都有很大关系，在这些限制下尽量地把它们完成好，甚至说很巧妙的、很智慧的把它们的功能 安排得当，同时又能创造出一种良好的氛围、或者说你想创造的氛围，也就是我们说的带有建筑师个人色彩东西，做成一个别样感受的东西，这就是好的了。
《设计家》：您在文化取向和风格上有没有什么主张？
周恺：我觉得首先建筑师从骨子里都想创新，建筑师一定都想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东 西，这也许是天性，或者说是建筑师的一种追求。但同时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建设阶段，在一个建设速度相对较高而投资还不是那么充裕的大背景下，其实大量的建 造本身是快餐式的。甚至我都有感觉说中国这个年代盖的房子可能以后要慢慢把它拆掉，因为它是速成的。那该怎么应对呢？其实我一直都有点儿悲观，我认为建筑 师去创新、去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肯定是每个人的向往，同时建筑师应该看清这个事实，应该有一个良好的策略去应对。比如我刚才说到的恰如其分，它就包 含了这层含义。如此高速大量的建设，我认为建筑师首先是要避免它们出问题，哪怕这个建筑不拔尖儿，但它一定要实实在在，尽量把问题减到最少。在此基础上， 我们尽量把功能的关系、使用上的要求很巧妙地解决，而且是在中国当下的建造技术下完成，不去做做作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把设计做好。
再从城市的角度来说，不可能每个建筑都做主角、都当成标志性建筑，城市其实需要一个完整的印象，一个整体。大量的建筑要接受成为城市的背影的现实。当然会有主角的 表演，但是如果你接到的项目不是这样的角色的话，我倒宁愿去把我的建筑做成一个配角，尽量地去让它将在这个城市应该扮演的角色扮演好。在这个心态下我并不 盼望我的建筑都是标新立异的，而是应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许有些建筑师总想做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倒没有。当然如果有那样的机会需要我们的建筑去扮 演主角，那我们也一定会不遗余力、努力创造的。
独善其身应对多元格局
《设计家》：在中国这样快速的建造形势下，在这么多元的价值观念下，您对属于当代中国自己的建筑有怎样的理解？
周恺：这可能还会说到刚才我们说的风格问题，中国的建筑师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这点我表示怀疑。做建筑本身不仅是一种创作，同时其实它也是一个工 作，大家首先要做好这个工作。风格不是你刻意创造就能实现的。可能是在你真正的工作过程中，你的表达日积月累下去，你就有了自己的眼光，有你自己的想法 了。但是从主观上，建筑师还是想给自己一些定位的，希望自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这些年我做的这些房子，是希望尽量简单，我不喜欢过分复杂，而且还应该会运 用一些巧妙的方法的。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建筑师还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因势利导，因为还没有到冲击顶峰的时刻。中国有一大批的好建筑师，辛辛苦苦地在耕耘，在我 们努力地把中国的整体建筑水平提高以后，才会有真正的世界级的好建筑师出现，这不是凭空而来的。当然建筑还需要有社会的认可，有大众对建筑的理解，有非常 多的关联因素。基本在当下我觉得建筑师还是在一个非常妥协的状态下做事，很难说想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
《设计家》：最近中国的奥运项目，世博项目，给那么多国际的建筑师提供了舞台，中国的建筑师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配角，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恺：我觉得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他们作为国际上的优秀建筑师，确实有更多的经验、更广阔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们能有一个好的合作团队来共同完成这些作品。他们做这些东西我还是挺喜欢的，甚至我觉得对中国整个建筑界都是有影响的，这是积极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很多项目上，我们的决策者在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多多少少对中国本土建筑师也存在担忧，或者是不信任。我想这也无可厚非，可能是出于一种经验上的考虑，毕竟人家对整个大的城市的把握要比我们的经验丰 富的多。所以我想有一天，我们积累得多了，我们技术的整体实力越来越强了，这些机会就可以轮到中国建筑师了。
《设计家》：那会不会到时做大项目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周恺：那也没办法啊。也不能就拿这事儿练吧？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也永远得不到这种机会，中国的建筑师应该端正认识，我们其实从中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的。
《设计家》：就是说“华汇”还是面临到很多来自境外事务所的竞争？
周恺：是啊，我们其实跟国外的事务所也搞了很多的合作，我们觉得在合作过程中我们还是受益了，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很容易协作的团队。作为外国公司到中国来做设计，他们一定要找当地的公司来合作，所以面对竞争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然后跟他们在竞争中有一些协作。我们也不惧怕他们，在有些我们能胜任的项目上，一定主动地去争。但是我认为心态要放正，你要是真能做好，你永远都能做下去；你要是做得不好，就是谁也不来，你也做不下去。还是要先独善其身，把自己的事儿做好，这点我是特别觉得没有什么好害怕也没有什么好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