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扬——谈建筑教育与城市状态/以香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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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刘宇扬建筑事务所；原文发布于《时代建筑》2007年2期；作者：刘宇扬

摘要：
香港作为世界上最极端城市化的地区之一，有着许多颠覆传统建筑学的地方。而整个珠三角腹地，更早已成为中国式城市化现象的同义词。在中国式城市化现象已成为新一轮的建筑学理论趋势的同时，当今在中国的建筑教育是否已开始直接面对这个趋势、尝试发展出一套针对如此快速和大量城市化现象的回应？
本文作者希望藉由分析香港特殊的高密度、后泡沫的城市状态，和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自 2000年起所做的一些相应的课程上的试验与体制上的革新，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筑教育如何利用这个现象，试着走出一条适合香港及珠三角城市状态的建筑理念，将是本文的主要关注。
关键词：香港，中国式城市化，超密度，建筑教育， 城市建筑
１．地产主导的建筑教育
在一个市区人口密度达到纽约曼哈顿岛的二至五倍、拥有全球人口最密的社区（旺角每平方公里有13万人）、最高的公共房屋居住比例（香港人口的31%住在政府津贴的房子）、最高的建筑密度（有些楼宇的容积率甚至达到16）、最高的公共运输系统使用率（地铁每天240万人次，公交每天406万人次，共占香港人口的92%）（01）的如此极端的超密度（hyper-density）城市中成长的孩子，他的建筑观会是什么样的？他所接受的建筑教育又该是何种形式的建筑教育？这是我在六年前初到香港执教时，不时思考的问题。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的是何种的建筑教育模式所产生的建筑师，会设计出如此的超密度城市。又或许同样关键的是，这座城市的发展过程如何影响了其中的建筑教育。两者间，是否有着必然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从19世纪法国beaux-arts学院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到20世纪德国包浩斯学派的现代主义，以欧洲文化为基础的建筑教育体系，早自上个世纪初开始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学院所遵循的建筑教育模式，香港也不例外。1950年，曾任教于伦敦建筑联盟学院和爱丁堡大学的哥顿-布朗(Gordon Brown)担任了香港大学建筑系（香港最早的建筑系）的创系系主任（02）。在短短的六年间，当时仅33岁的布朗把现代主义的思潮，带给了香港本地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建筑师，并在资源相对缺乏的环境下，带邻着学生共同设计了香港第一座属于市民的公共文化建筑—香港大会堂（03）。
这座由当时政府的工务局执行施工，1962年建成的香港大会堂在建筑形式和空间布局上有着典型的现代主义手法：框架混凝土结构、不对称的量体与立面、连接各独立空间的纪念广场。然而其多重的功能—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婚姻注册处、音乐厅、演讲厅、展览馆、餐厅及一个纪念在二战为港捐躯人士的开放空间—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香港本土城市文化中多元、并存的本质。
在这之后的30年间，香港的城市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的人口，也从60年代的300万人，以每十年100万人的速度增长至世纪末的将近700万（04）。由于土地政策衍生出来的高地价（05），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以及位于其下游的建筑业。香港的建筑师也因而可能是世界上最熟悉房地产市场操作的建筑师。在强大的市场压力与专业邻域的拉锯之间，引发了许多在建筑设计上的尝试与‘突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铰剪楼梯首先出现在高层住宅中的应用（06）。然而如此为了获得更多可用空间而发展出的建筑思维，为何到后来却成为了建筑师自我束缚的精神框架？
在〈炒尽文化-香港精神〉一文中，香港建筑师吴启聪这样表述：“很多人听过‘炒楼’一词… 但‘炒尽’这字眼却是香港建筑行业中一个十分有趣的形容词。其意是指每一幅地的发展潜力必须用尽 … 如果法例准许一个项目的最高面积为十万平方米，建筑师就搅尽脑汁，务求达到99999.99平方米内。… 好的‘炒尽’要有创意，也符合发展商的利益，同时确保建筑水平，顾及实用，可说是香港建筑师的特别技能之一。… 但‘炒尽’不仅适用于商业开发项目上，香港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或社区设施也往往被‘炒尽’… 这想法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固有原则。” （07）
人口成长、市场力量、和文化环境的冲击，除了带来了大量的普通建筑，更把香港推向了‘通属城市’（Generic City）的状态。有趣的是这个‘通属城市’里，却不乏香港独特的建筑形态与都市原型：全世界最长的800米户外电扶梯，同时包括图书馆-熟食档-托儿所-市政厅的混合建筑，由一个车站及五座商场的连续室内空间组成的卫星城中心。（08）或许，如此状态的城市转变带给建筑师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学院的力量；也的确，在这一代中最有才华的香港本土建筑师中如严迅奇、吴享洪等人，在实践上的成就要远超出学院给他们的关注。
２．后泡沫时代的城市状态
当香港的第二所建筑系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时，正值90年代香港地产经济泡沫化最严重的时候。（09）随后来之的金融风暴，使得住宅房价跌幅在两三年中达到70%，城市的建设速度突然间慢了下来，一些青年建筑师们也开始对这后泡沫时代的高密度城市重新思考。
法国建筑师Guitierrez + Portefaix (古儒郎+林海华) 所编著的《香港实验室》和 《香港词典》中对香港有这样的评述：“地域局限性和经济压力产生一种与具体需求相匹配的动态过程，去适应不断转变的需求和反复无常的环境。… 作为流动实体的人、物、数据和服务的不断波动，正在构成一种全盘运动的状态，一种可以产生实验的过程。”（10）城市空间在某种层面上更多是属于动态的、过渡的、有时间性的集体记忆。中环的路边摊、不断的填海地、和王家卫电影里的重庆大厦，都是构成这个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开始关注或批判的城市情境。
在2001年，英国建筑师福斯特为香港西九龙（一块40公顷的填海地）文化中心项目所设计的巨大天棚获得当时竞赛的首奖。到了2005年，经过了各方的激烈讨论和多数市民反对如此大的项目却由单一集团主导的地产开发模式，香港政府最终不得不放弃福斯特的方案。这是香港城市建设史上第一次由于市民的关注和反对而改变了政府的决策。这次事件，让人们认识到香港城市的开发设计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而并非一味跟循过去的地产模式。同时，城市策略已不需要那种大尺度、革命式的手法，而是着重于更个人、更微观的一种思维。
日本新生代建筑师冢本由晴和贝岛桃代 (Atelier Bow-Wow) 在《后泡沫城市的汪工厂》一书中，提到了同样是高密度和后泡沫的东京。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小建筑、微公共空间”的策略，利用都市空间中的缝隙，和对日常生活习惯的仔细观察，作为他们设计的动力与元素。（11）这种对城市细节的关注—正有如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的《城市建筑》中所说的Faite Urbaine ，一种不只是实质的，也是历史、经济、和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非物质城市元素—已成为城市建筑的一个出发点，一种立场。这个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从数年前开始对于城市建筑的教学方向的思考。
３．一个年轻建筑系的回应：教研的实验
“教育的过程是形成的过程，形成人的过程。而无论它公开的表象或所属的机构为何，它最终是个人和私密的。”（12）这是中大的建筑系主任Essy Baniassad（白思德）在2001年系刊里的一段文字。也是从他开始，中大的建筑设计课程分成了四个主题组（thematic studio）包括：人居(habitation)、城市（urbanization）、技术(technics)、构建 (tectonics)。
有别于传统的教学制度，这个系统打破了级别的划分；学生不是固态地以高低年级来划分主题课程，而是动态地，依主题组所开设的研究或设计课题，由学生自己来选择所希望进入的组别。因此，在同一个组别之中，经常会出现不同年级的学生研究同一个课题，形成一定的互动与冲击。同时，每一个主题组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其它相关课程，如建筑史、结构学、材料学、环境学等。学生在经历过一轮的四个主题组之后，亦可以重复其中一个组，并对主题进行更深入、自主的研究。
这四组中，城市组所直接关注的是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城市带给建筑设计上的意义，以及反过来看，建筑带给城市的影响。城市组所做的课题并不是城市规划或城市设计，而是用一种更微观的角度去面对‘城市化’（urbanization）这样的一个大题目。城市组对‘城市化’提出这样的看法：“建筑的历史大致与文明的历史平行。经过无数的前进与后退，它一直维持不变的大方向–‘城市化’。从古人的逐水草而居到后来的村落、乡镇、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的过程从未停止。也可以说建筑的历史就是‘城市化’的历史。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城市化’的表象最强的是经由设计地形与肌理的演变，而创造出一个场所。每一个设计既是被现存脉络所‘暗示’，也同时暗示了未来的设计。” （13）
我为城市组的教学定位尝试建立这样的一个“原型理论”（proto-theory）：首先，城市建筑的发展与进化源自于种种城市元素所积累的气质（temperaments of cumulative artifacts），城市建筑的研究就是让这个积累过程更清晰。再者，城市的形态是由城市中的“线”所界定，这些“线”包括了河川、街道、肌里、城墙、地标、基础建设等，并成为塑造城市建筑的一种能量或力度。最后，这种能量到了更复杂的城市环境中会产生一些突变，这种突变也恰巧是建筑在回应超速城市时所必需的。
对于城市建筑的设计操作上，城市组的学生在过去数年中分别对香港旺角、东京地铁环线、深圳城中村、和广州上下九街区等超速城市中的特定区域进行一种“衍生探索”（dérive）（14）。它主要是介由对一些城市现象的发现和观察，进而发展出合适的设计切入点。这是一种随机，浮动的研究分析模式，却可以深入到一般性的资料收集所捕捉不到的情景。
以广州为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到珠江新城的高速开发和对比之下的旧城区的明显迟缓与无方向性（这也是当地规划官员的认知）。然而在这零乱无章的老旧街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属于个人、有机的秩序与活力。在一个名为状元坊的商业区，那里有数以百计面积仅仅两三平方米的商铺贩卖各式各样的女人服装用品。（有趣的是香港旺角有一条街就叫“女人街”。）出了状元坊，就可以看到沿街一排属于另一种行业的店铺－可能是卖布的；接下来是卖缝纫机的，再来就是卖缝纫机的零件，换一条街又可能是卖理发用品的店… 如此一直地延伸不断。穿梭在这些街道之间的有许多载满了各式货物的摩托车搬运工、买家、居民、路人等。一片包括制造、销售、居住的混合产业区就这样自然地、茂盛地生存下来。这些现象经由学生的分析图记录下来之后，成为一种无形却又确实存在的脉络。设计课题的目标自然也不仅仅服务于某种功能或形式，而是尝试为高速发展压力下有着巨大无力感的老城区提出属于当地的建筑原型。这个建筑原型的生命力恰恰来自一种微观都市的状态。
与广州、深圳仍然存在相当程度对比的香港，则面临着和珠三角城市非常不同的阶段性发展问题。而中大作为一个学术机构，仅仅靠教学的影响，对于城市的改变恐怕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有鉴于此，中大项目组成立于２００２年，希望直接面对香港的城市建设议题并提出具体方案。其中一个主要的研究项目就是针对铁路沿线的社区发展模式所成立的“连线城市”(Linear City Research)（15）。这是由九广铁路公司直接赞助的跨学科研究计划，希望构思一个全新的概念性框架和方案，作为提供给香港政府发展“铁路服务社区”（rail-served community）的指引政策。香港过去的铁路营运模式都是靠发展车站上的房地产物业。但是在后泡沫的经济结构中，铁路与城市的关系必须要从新检视。透过这个项目，小组代表一个中立的机构，同时为铁路公司、社区与政府设计出一个可持续性的“车站特区”开发模式。
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连线城市”的研究建立了以下共识：车站是“公共领域”，景观为“基础建设”，都市形态的多样化。其中，最后一项是最关键的。成功的铁路经营需要成功的、可持续的市区发展支撑，而这样的市区发展须取决于社会、环境和经济三个因素的可持续性而定。三者中的最后一个因素──经济的可持续性也是铁路营运者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为促进优秀的经济独立性，并最终提升充满活力的城市素质，以支撑“铁路服务社区”的基本要求。


４．建筑改变城市？
香港作为世界上最极端城市化的地区之一，有着许多颠覆传统建筑学的地方。而整个珠三角腹地，更早已成为中国式城市化现象的同义词。在中国式城市化现象已成为新一轮的建筑学理论趋势的同时，当今在中国的建筑教育是否已开始直接面对这个趋势、尝试发展出一套针对如此快速和大量城市化现象的回应？
透过对香港的城市特征的分析，我阐述了个人与我所属的教学组对城市建筑的想法和“微观城市学”（micro-urbanism）带给超速城市的可能性。在观察中国城市发展过程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城市带给人们生活巨大的影响和它的无从改变。建筑的理由似乎因而变得薄弱；它只剩下功能,形式，或是更糟—时尚。或许当我们把焦距转到属于个人的空间时，建筑会再度回到城市，并开始改变它。
注释及参考文献
（01）何庆基编，《THE逼CITY》，香港民政事务局出版，2006，p13, pp90-95
（02） 陈翠儿、蔡宏兴编，《空间之旅 ：香港百年建筑》，三联书店（香港）出版，2005， p166
（03）同上， p33，p166
（04）何庆基编，《THE逼CITY》，香港民政事务局出版，2006，p15 / 香港近年来的人口增长已有显著下降的趋势；2000至2005年香港人口增长只有百分之0.8。
（05）香港的土地经济政策，基本采用了英国的“官地契约”（Crown Lease）制度，用高价拍卖使用权的方式获得政府的主要税收和土地开发的控制权。这与一般人对香港自由经济体系的认知有所不同。这也解释香港为何能够保持仅仅22%的已开发土地比例，同时支撑着世界最高的人口与建筑密度。
（06）李景熏，1956年毕业于港大的建筑系，并首先改变了高层住宅的核心桶中的逃生楼梯设计，以尽可能的降低住宅的公摊面积。铰剪梯除了成为日后高层住宅的标准设计之外，并在2006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入选为代表香港馆的作品之一。可见 www.venicebiennale.hk
（07）何庆基编，《THE逼CITY》，香港民政事务局出版，2006，p62
（08）香港新界的沙田是香港第一个卫星城，开始于70年代，现有人口60万。
（09）中大建筑系创于1992年，香港房价从1993至1997年升了至少150%。而中大的第一届毕业生刚毕业那年就遇到金融风暴。
（10）古儒郎+林海华，《香港词典，城市中国05》，动感杂志社，2005年12月，pp2-4
（11）冢本由晴+贝岛桃代 (Atelier Bow-Wow)，林建华译，《后泡沫城市的汪工厂，Bow-Wow from Post Bubble City》， 田园城市（台北）出版，2007，pp7-8
（12）Essy Baniassad（白思德）编，《Notebook1：2001-02》，中大建筑，2001，p7 / 下载：http://www.arch.cuhk.edu.hk/index-r-publication.htm
（13）同上，p15
（14）dérive的概念最先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可见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国际情境主义》（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中的“Theory of the dérive” 一文。
（15）研究过程与成果可见www.linearcit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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